二、《通志·略》的「自有所得」

  從歷史撰述的發展來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廣泛影響，無疑會對《通志》的撰寫提供思想上的啟迪和文獻上的借鑑。而《通志》作為紀傳體，即綜合體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通志》的問世，是在紀傳體通史撰述上恢復了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優良傳統。其《總序》對「會通之義」的闡釋，是論說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學理論中涉及這方面問題的傑作，對繼承、發揚中國史學的會通之史有理論上的價值。其次，《資治通鑑》的問世，證明編年體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問世，證明了在《史記》之後千餘年、斷代的紀傳體史書盛行於世的情況下，紀傳體通史的撰述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後，在撰述方法和體例思想方面，鄭樵提出：「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跡，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於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置之別錄，則見類例。」[1]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是針對文獻浩繁提出了撰述紀傳體通史的方法論。鄭樵的這個撰述思想，後來為章學誠所繼承、闡揚。《通志》在這三個方面的成就，是應當被肯定的。至於鄭樵認為「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故名其書為《通志》；「古者紀年別系之書謂之譜」，故「復表為譜」，倒是無可無不可的了。

  然而，《通志》成就之最突出者，還在於它的《二十略》。鄭樵在《總序》中，除闡釋「會通之義」外，主要是對《二十略》做了提綱挈領的說明，並對此自許甚高。鄭樵引用南朝江淹的話「修史之難，無出於志」，然後說：「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這裡說的「志」，司馬遷稱「書」，班固稱「志」，蔡邕稱「意」，華嶠稱「典」，張勃稱「錄」，何法盛稱「說」，鄭樵均不採，而獨以「略」稱。他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二十略》名稱，卷帙如下表：

  《二十略》共52卷，約占《通志》全書卷數的四分之一。鄭樵自謂：其中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它們「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另外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又說：「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均見《總序》）今細察《二十略》的立目與內容，以其同前史書志及典制體史書相比較，大致可以區別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立目與內容都依據前史。鄭樵所說「五略」即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從標目到史文，基本上出於杜佑《通典》，或直接移用，或加以隱括。鄭樵說它們「本前人之典」是對的，說它們「非諸史之文」則不確。第二種情況是立目參照前史，而在內容上有所繼承和發展，這包含天文、地理、器服、樂、藝文、災祥六略。於《地理略》，尊《禹貢》之說，其序云：「今之地里（理），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縣棋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為四瀆，諸水所歸。苟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故首敘四瀆、諸水，次敘歷代封畛，末敘「開元十道圖」。於《藝文略》，對歷史文獻分類不採七分法和四部分類法，而把歷史文獻分為經類、禮類、樂類、小學類、史類、諸子類、藝術類、醫方類、類書類等。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文化史、醫學史的地位突出了。其史類之下，分為正史、編年、霸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刑法、傳記、地里、譜系、食貨、目錄十三子類。「食貨」之書獨立於歷史文獻分類尚屬初創。各類的子類之下，或以類相從，或以時代相別，又分為若干個小類，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三級分類體系。這種情況包含了作者不少創見。第三種情況是立目與內容多屬作者自創，這包括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諡、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九略。這涉及廣泛的領域：《氏族略》《諡略》是關於中國社會的傳統和特點的兩門學問；《都邑略》是關於政治地理的學問，它同《氏族略》的設立，都是受到劉知幾《史通·書志》篇思想的啟發；《六書略》《七音略》是關於文字、音韻的學問；《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是歷史文獻學範圍的幾個新的領域；《昆蟲草木略》是在天文、地理、災祥之外，擴大了對自然史認識和研究的範圍。這都是前史諸志不曾專門論述的，可以看作是鄭樵的新貢獻。

  總的來看，《二十略》有繼承、發展前人的部分，也有作者首創的部分，在總的格局上，其創造性方面居於主導地位。它在史學上的價值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面。

  第一，它繼《隋書》志和《通典》之後，進一步擴大了史學對於典章制度的研究和撰述範圍。作者在綜合、損益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突破了主要以記述政治方面典章制度的樊籬，開拓了有關社會、文化、自然等方面的撰述途徑。這一方面開擴了人們的歷史視野，一方面也為發展新的專史研究和撰述提供了思想資料與文獻資料。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史學發展來看，鄭樵說《二十略》是「總天下之大學術」，並非誇大之詞。

  

  第二，在天人之際問題上，貫穿了作者的無神論思想。作者撰《天文略》，是要說明「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他要把以往關於「天」的那些「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的說法清除出這個領域。他批評董仲舒的陰陽之學是「牽合附會」，慨嘆「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以上均見《總序》）。鄭樵認為：「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他撰《災祥略》，「專以紀實跡，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2]。這都反映出作者的無神論戰鬥精神。

  第三，倡言實學。《昆蟲草木略·序》云：

  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說，以虛無為宗，實學置而不問。仲尼時，已有此患。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

  他把「實學」與「無識」的區別，提到了歷史的高度來認識，實則是針對當時一味「窮理盡性」的學風而言。在這個問題上，鄭樵已走到了重視理論同實踐相結合之真理認識的邊緣。他說：「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為改變這種狀況，鄭樵自謂：「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的《昆蟲草木略》就是在參考前人成果並結合實際考察的基礎上寫成的。

  第四，是理論上的價值。這反映在歷史理論、史學理論和歷史文獻學理論方面。《地理略·序》寫道：「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洛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這裡有些論點似不可取，但他實際上是提出了自然地理和政區地理的關係的理論認識。於《都邑略·序》，鄭樵闡述了「建邦設都」的地理條件，並徵引唐末朱朴的獻遷都之議以證己說，涉及地理條件和政治統治之關係的一些理論認識，這是歷史理論方面的問題。在史學理論方面，《災祥略·序》批評了「務以欺人」的「妄學」和「務以欺天」的「妖學」，認為：「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他的這個認識，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上，反映出嚴肅的求實精神，這同他作《災祥略》以反對「欺天之學」的樸素唯物思想是一致的。鄭樵在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方面，是論證了「款識」的史學價值，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3]，撰為《金石略》。這個認識，開闊了史家關於文獻的視野，有利於史家把歷史撰述寫得更加豐腴、真切。鄭樵自信地寫道：「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後學安得而舍諸。」[4]鄭樵在八百多年前說的這番話，在今天顯得越發重要了。他在《通志·總序》中，還為歷史文獻的三級分類做了理論上的說明。總之，《二十略》在理論上的價值是很豐富的。

  明朝人龔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時人之言，稱《二十略》是鄭樵「自得之學，非尋常著述之比」，可謂確論。從以上四個方面，或可窺其「自得」之處。

  《通志》是一部500多萬字的巨製，全書成於一人之手，這在中國史學上是不多見的。清人于敏中稱讚鄭樵：「爰自著此書，推天地之中，極古今之變，網羅數千載之典籍，而才與識足以貫之」，「可謂良史才也已」。然如此巨製，可議之處，在所難免；其評論前人或自我估量，亦非全然中肯。這是大醇小疵，不足為怪，也不難做歷史的說明。

  [1] 鄭樵：《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頁。

  [2] 鄭樵：《通志》卷七十四《災祥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53頁。

  [3] 鄭樵：《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頁。

  [4] 鄭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