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的理論價值

  一、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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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通典》巨製，大為後人欽慕。宋時已有學人續作，因平庸而不傳於世。真正繼承和發展了《通典》撰述規模的，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馬端臨（約1254—約1323）[1]，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他有良好的家學傳統，其父馬廷鸞在宋理宗、度宗二朝屢任史職，並於咸淳五年（1269年）進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不久歸鄉里，以著述、課子自娛。馬端臨早年學習朱子之學，19歲時，以父蔭補承事郎。20歲時，即咸淳九年（1273年），「漕試第一」。後因父罷歸，侍疾，不曾赴京應試。旋宋亡，不復事科舉業。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大約始於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歷時20餘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書。延祜五年（1317年）十二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楊某向奉旨尋訪「道行之士」的王壽衍推薦《文獻通考》一書，希望「早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次年四月，王壽衍即將已經「謄書於楮墨」的《文獻通考》隨表上奏朝廷。泰定元年（1324年），《文獻通考》刊印於杭州西湖書院，正式面世。[2]《文獻通考》自始撰至刊印，曆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六朝，首尾約40年。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明確的史學思想作為指導。其要旨大致有三條。第一，是主張「會通因仍之道」。他認為：「《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3]他說的「會通因仍之道」，至少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理亂興衰」，二是「典章經制」。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十分推崇《資治通鑑》和《通典》二書。他指出：「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這是前一個方面的「會通因仍之道」。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這是後一個方面的「會通因仍之道」。他進而認為，這兩部書並不是盡善盡美的：司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馬端臨史學思想的高明之處，是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通鑑》和《通典》所承擔的任務及所產生的歷史條件。所謂「著述自有體要」，所謂「時有古今，述有詳略」，稱得上是真知灼見。

  第二，是對歷史「相因」提出了新的認識。他認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馬端臨關於理亂興衰「不相因」、典章經制「實相因」的認識，顯然是把二者的關係絕對化了。《通鑑》以「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說明治亂興衰雖代各其異，但也有「相因」之處。《通典》以論述「法制」「政經」為主旨，在考察歷代「損益」「因革」之中，也必然可見「不相因」的成分。再者，「理亂興衰」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典章經制」有關聯，未可截然分開。儘管如此，馬端臨看到了「會通因仍之道」表現在歷史撰述上的這種區別，還是有理論價值的。

  第三，是從理論上對「文獻」的含義做了界定。他認為：「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4]他把自己所據的材料，從大的方面劃分為「敘事」和「論事」兩個部分，以確定「文」「獻」的內涵，這在歷史撰述上和在文獻學的發展上，也具有理論和方法論的價值。

  《文獻通考》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