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歷史科學民族化的豐富內涵
2024-08-14 18:32:16
作者： 瞿林東
我想就外廬先生提出的「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民族化」的問題，再講一點認識。什麼是「民族化」？外廬先生認為：「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歷史寶庫。」[9]外廬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自謙地說：「對於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路徑和古代思想發展的特徵的論述，對於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優良傳統的掘發，都是我在探索歷史科學民族化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嘗試。」其實，外廬先生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豈止是嘗試。他不僅是一位自覺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成功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要已經提出了極為明確的認識，他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壤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10]。外廬先生所概括的這種情況，可以被看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走向成熟階段的標誌。如果說「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仿效」或「模仿」終究不能代替創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對於以「仿效」或「模仿」走向創造，不能沒有自覺的意識和艱苦的努力。這是外廬先生治學的原則和方法給予我們的又一個重要的啟示。外廬先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認的，正如許滌新先生所評價的：「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豐富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寫出了完整的系統的著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獨立的見解。」[11]這個評價，語言是質樸的，含義是準確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話，都是不足以概括外廬先生在「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這個成就的具體方面，固然是需要繼續下功夫的，但更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時隔40年後外廬先生重新提出了這個「民族化」的問題？他批評的「五四」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盲目仿效外國的形式主義學風」，並表示「對這種學風深不以為然」的態度，在今天是否還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
以我的淺見，外廬先生在40年中兩次講到有關「民族化」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問題本身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在今天仍須引起史學界同行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西文化又一次出現大面積、多層次交會的形勢，介紹和仿效仍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出路和發展卻在於創造。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都要注意「民族化」的問題，更何況形形色色的外國史學流派、史學思潮呢。「民族化」的主要標誌是什麼？從根本上說，是「總結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不行，沒有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也不行。這個道理，適用於歷史學的各個領域，其中也包括史學理論這個領域。近十幾年來，我國史學界在史學理論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同時我們也應當十分冷靜地看到，這方面的研究跟外廬先生說的「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相比較，還有很大的距離。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在討論外廬先生的史學理論遺產的科學價值時，就應更加自覺地認識到注意史學理論民族化的重要。外廬先生的輝煌巨著和理論認識，給我們提供了啟示和榜樣。我們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和方法，結合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總結出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推進史學理論民族化的發展。
「民族化」的要求是要注意到民族的特點和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現出來，它在本質上並不是排他的。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同志在1940年寫成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有明確的、科學的論述。他在1945年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講到「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2]時，也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應當避免排外主義的錯誤和盲目搬用的錯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只有正確地吸收了外國優秀的或有益的文化成分，我們中國文化的「民族化」就不僅具有民族的特點，而且也具有時代的高度？歷史研究不能例外，史學理論研究自亦不能例外。我們應當繼承外廬先生的遺志，把「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民族化」的事業繼續向前推進。
侯外廬先生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一位大師，在中國史學走向現代意義的科學化的歷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樹立了不朽的豐碑。他的皇皇巨著，他的理論建樹，以及以他為首所形成的一個有宗旨、有成就、有影響、有傳人的史學學派，是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傑出貢獻。
外廬先生在史學理論方面的遺產，洋溢在他的許多論著當中，並不只限於他為《選集》所寫的《自序》講到的那些。他的史學理論遺產的科學價值，也不只限於本文所講到的這幾個方面。本文所講到的幾個方面，只是我思考得較多一些問題，認為它們對於當前史學工作的理論建設和學風建設，具有認識上和實踐上的重要價值。
紀念侯外廬先生誕辰90周年，我們要學習他追求真理的一生，勤奮治學的一生；學習他在社會史、思想史研究上的豐富成果。同時，我們也要認真總結和繼承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遺產，以促進史學理論建設的發展，促進史學工作的發展。
[1]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頁。
[2] 參見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9頁。
[3] 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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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頁。
[5]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5頁。
[6]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頁。
[7]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頁。
[8]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0頁。
[9]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頁。
[10]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前言，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50年，第1頁。
[11]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