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得、自省的治學方法

  外廬先生作為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代宗師，胸襟博大，虛懷若谷，一方面倡導堅持真理，敢於創新，另一方面「執行自我批評，聆聽學術批評」。他說：「我認為，學貴自得，亦貴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現科學探索精神，後者表現自我批判勇氣。歷史科學如同其它科學一樣，總是在探索中前進的，難免走彎路，有反覆，因而不斷執行自我批評，檢點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就會固步自封。」[6]外廬先生這種對待歷史科學的態度，對待自己學術研究的態度，是嚴肅的，也是科學的，字裡行間，洋溢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今天的歷史學界是需要大加發揚的。外廬先生舉例說：「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沒有顧慮，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們對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見，我總是虛心考慮，將不妥之處反覆修改。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從30年代撰寫《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至50年代修訂重版《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間，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說是執行一次自我批評。」[7]學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名家的自我批判，是需要勇氣的；而這種勇氣，總是跟超凡脫俗的自省意識結合在一起。這種自省意識愈是自覺、愈是強烈，就愈顯出名家的風範、學者的本色。外廬先生說：「就資質而論，我是個常人，在科學道路上自知無捷徑可走，惟有砥礪自學，虛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斷前進。」讀著一位史學大師說的這些話，聯想到自己，也「深自省察」，不覺汗顏，於是益生「砥礪自學」之心。我想，凡認真讀了外廬先生這些文字和他的皇皇巨著的史學工作者，都會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發，增強自己的「自省」意識，促進自己學術的前進。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外廬先生所強調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的治學方法和精神品質。郭沫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對奴隸制時代的研究，范文瀾對中國通史的研究，都提出過認真的自我批判。這種鄭重的自我批判，無損於他們的成就的輝煌，反而越發顯示出了他們對歷史科學的真誠和寬闊胸懷，贏得史學界同人的尊敬。

  外廬先生說的「自省」，不只是「執行自我批判」，還要「聆聽學術批評」。他說：「我覺得學術批評之所以值得歡迎，主要是自己可以藉助於這些批評（哪怕在自己看來是不能同意的批評）來啟發思考，幫助自己提高學術水平。」在外廬先生看來，學術批評是「啟發思考」和「提高學術水平」的一個動力。因此，作為一個學人，是不應該「拒絕批評」的。在這裡，學術批評被賦予一種崇高的責任。由此引申開來，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學術水平的提高，學術批評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根據外廬先生對學術批評的這種理性認識，反省當前的史學界，是否可以認為：史學批評大有提倡的必要。應當承認，在這方面，我們對已有的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是不夠的。外廬先生從他的親身感受說：「我的著作出版之後，經常受到並世學者和讀者的批評。我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對於獎勉我者，益生謹慎恐懼之感，面一句一字之教言，則使我反覆思考，檢點得失。』我至今仍以此自勉。」[8]學術批評，有「獎勉」，也有「教言」，它對於名家如外廬先生能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固然表明外廬先生的學術境界之高，但也表明了學術批評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我們的史學工作要有更大的發展，我們的歷史研究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就應當大力開展史學批評，就應當像外廬先生那樣對待史學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