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辯證的史學方法論

  外廬先生對於自己在治學上所遵循的理論、方法論原則本身都持辯證的認識，而不做絕對的看待。這樣理論上的造詣使他在具體的研究中始終處於創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學術始終保持著新鮮的活力。關於這一點，外廬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反映得最為突出。例如，他指出：「經濟發展雖然對思想史的各個領域起著最終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識的生產又屬於社會分工的特殊部門，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形成，都不可能離開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資料。應當說，思想的繼承性是思想發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個環鏈。」[4]既要看到經濟發展對思想有「最終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繼承性對思想發展所起的作用。時代的脈搏和歷史的傳統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思想家的思想發展的軌跡。大致說來，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學說的時候，人們能夠比較自覺地運用這一方法論原則；而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學說跟今天的思想學說的關係時，便容易忽略這一方法論原則，誤以為今天的某種思想學說僅僅是從今天時代來加以說明。這種忽略的結果之一，是容易導致對于思想遺產的輕視而不利於今天的思想學說的發展。我以為這種情況在歷史學界是存在的。以對史學自身的研究來說，我們對於古代的、近代的史學思想的研究及其與當今的史學發展的關係的重視，還沒有形成比較普遍的自覺意識；而我們對於20世紀以來的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史學思想上的成就，跟當今史學發展有什麼關係，重視和研究就顯得更加薄弱了。誠然，這種缺陷，只有當人們真正建立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才可能逐步地有所克服。外廬先生說：「歷史上有建樹的思想家總是在大量吸收並改造前人思想資料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學說。」中國歷史學家在理論上的進步發展，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大量吸收並改造」前人和外國同行思想資料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為此，我們只有加倍努力。

  又如，外廬先生認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相聯繫。一般說來，二者是一致的，但有時也會出現矛盾。或者世界觀是先進的，方法論是陳舊的；或者世界觀是陳舊的，方法論是先進的。問題都要作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5]這一辯證的認識，對於評價前人今人、中外學術，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結合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來說，近代史家中有些人並沒有接受唯物史觀，但他們的方法論是先進的，因而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樣，當代西方史家當中，也有在方法論上是可取的，我們在吸收的過程中自然應當把它跟世界觀不做完全相同的看待。這一方法論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對前人或今人思想學說的評價更近於全面和真實，避免或減少片面性。

  近十幾年來，史學界關於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問世，成績是不小的。但是也應當看到，有些論述，或者過分地誇大某種方法的作用，或者只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世界觀的重要性，或者又因某種思想學說在世界觀上的不可取而輕視了客觀存在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的方法論，這對於理論的發展和具體研究的深入，都是不利的。外廬先生的許多關於方法論的辯證認識及具體運用，對當前史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