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

  外廬先生對自己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原則和方法，不僅有堅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確的和清晰的概括。他的基本信念是：「總的說來，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說明歷史上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發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我五十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1]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方法並不限於這幾個方面；而外廬先生所概括的，無疑是最重要的幾個方面，也是對他的社會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導意義的幾個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外廬先生從不動搖和改變這些「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足以證明他對自己的信仰的堅定，這正是一個傑出的哲人和史學家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但是，外廬先生給予我們更深刻的啟示在於：對於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的運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的理論模式和方法論模式的情況下，才能同具體的研究真正結合起來，使理論不至於流於空論或成為教條，從而對具體問題的認識能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和有系統的認識。外廬先生從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總結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論、方法論模式。其一，社會史研究，先從經濟學入手。其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首先弄清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其三，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強調以法典化作為確定歷史分期的標誌。其四，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土地私有權的缺乏」，「可以作為了解『全東方』世界的關鍵」的理論，分析中國自秦漢以來封建社會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其五，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以社會史研究為前提，著重於綜合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包括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其六，研究工作重在闡微決疑。其七，實事求是，謹守考證辨偽的方法。其八，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其九，執行自我批判，聆聽學術批評。[2]他對每一條都做了扼要的說明，而對第五條則有進一步的申述，又從六個方面做了概括。外廬先生所概括的這些理論、方法論模式，有的已經涉及對於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若干具體的論斷，其中仁智之見，在所難免，但像外廬先生這樣對於自己治學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原則有如此自覺的和系統的認識的史學家，卻並不多見。當然，這也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共同特點。他們留給後人的，不僅僅是許多輝煌的巨著，而且還有經過深思熟慮而總結出來的治學路徑和學術宗旨。這後一個方面的遺產，在史學理論上有重要的價值。它向所有有志於史學的後來者展現出一條艱難的但卻是通向成功的道路。中國古代著名學人，給我們積累了治學重在把握「宗旨」的優良傳統。誠如黃宗羲所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3]治學貴有宗旨，讀書亦貴在能明所讀之書的宗旨，外廬先生繼承、發揚了這個優良傳統，不僅自己有明確的治學宗旨，而且希望「讀其書」的人也能明其宗旨，俾便於「進行批評」。這種學術境界，確實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們不禁要自問：自己的治學究竟有無宗旨？是怎樣的宗旨？讀名家論著是否得其宗旨？所得於己又有何益？學海茫茫，前路悠悠，做這樣的自問和思考，無疑是大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