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鮮明的「通史家風」氣度

  范老的傑出的史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他繼承、發揚了中國史學上「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具「通史家風」的優良傳統，在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做出了重大貢獻。

  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有一段名言，他說：

  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2]

  章學誠的這段話，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史學的歷史淵源和學術積澱。大家知道，自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撰成《史記》這部不朽巨著後，司馬遷的歷史思想和撰述境界就成了後輩史家學習和追求的崇高目標。儘管班固所撰《漢書》受到後世的極大重視，以至在隋唐之際就形成了「《漢書》學」，但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發展史上，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還是要超出班固的影響。《漢書》受到重視，是因為它更適合於撰寫朝代史即皇朝史的需要；而《史記》受到重視，正是它的歷史思想和撰述旨趣的深邃。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中國史學上，有許多史家和思想家，不論其是否撰寫過通史，他們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旨趣，都十分推崇並努力追求。南宋鄭樵在《通志·總序》中，闡述了司馬遷的歷史思想和撰述旨趣，並對「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反覆論說，再三致意，從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鄭樵在評價司馬遷、班固時，有所偏頗，即沒有充分注意到歷史上史學家「斷代為史」的必要性。但是鄭樵的「會通」思想及其所著《通志》一書，還是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章學誠評價司馬遷、班固，在認識上比鄭樵來得更深刻些。他說《漢書》是「方以智」，「智以藏往」；《史記》是「圓而神」，「神以知來」。這是把二者的特點都說到了。但是章學誠也並非沒有傾向，他明確指出：「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3]毫無疑問，章學誠更重視史家的「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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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認為，用章學誠的這些話來看待范老的治史及其成就，是非常貼切的，即在歷史觀點、內容詳略、評價異同、輕重取捨、學風之嚴謹、類例之靈活等方面，尤其是「獨斷於一心」的見解，都顯示出「成一家之言」的突出成就。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范老在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反映出了他的鮮明的「通史家風」。范老指出：

  史學工作者不要自己跑到「禁閉室」里去坐「禁閉」。研究古代史的人，說我只讀有關古代史的東西就可以，不必讀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也說我只讀有關近代史的東西就可以，不必讀古代史。這樣想，就是自己坐「禁閉」。我們研究某一部分歷史，著重地讀有關這一部分的理論書和資料書，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讀前前後後的歷史，這就不對了。學古代史的讀了近代史，學近代史的讀了古代史，如果不讀今天的歷史，那還是在「禁閉室」里。[4]

  范老用「坐『禁閉』」這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研究歷史而不通古今的弊病，猶如自己「畫地為牢」一般。同時，范老也是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因為他並不反對史學工作者著重地「研究某一部分歷史」；他所不贊成的是，用「某一部分歷史」限制了自己對整個歷史的視野。我理解范老的本意是：希望史學工作者在著重「研究某一部分歷史」的基礎上，還要努力開拓歷史視野，注意到歷史發展的前後聯繫和古今貫通的客觀邏輯。這樣，在歷史認識和歷史評價上就會更全面、更深刻、更「自由」。按照范老的比喻來說，就是可以從「禁閉室」里走出來了。當今，研究歷史有越來越細化的趨勢，比之於「古代史」「近代史」的「畫地為牢」似乎更為突出。范老的這些話，仍有它的現實意義。

  在歷史分期上的獨立見解，可以說是在理論意義上反映了范老的「通史家風」，是對古代「通史家風」的重大發展。《范文瀾全集》第十卷收錄了范老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論文和演講有：《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1940年）、《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1955年）、《略談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1956年）、《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1956年）；此外，在《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3年修改稿）一文中，第四、五、六共三節，是討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的。這就是說，在二十多年中，范老始終在探索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范老在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問題上，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實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第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老講歷史分期問題，都是從根本問題著眼，如經濟狀況、階級關係、社會基本矛盾等。他論中國古代史分期，講得很詳細；論中國近代史分期，也講得很詳細，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在「通古今之變」上的長期追求。

  指出通史編撰的艱難，反映出了范老對待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認識上的理性和勇氣。范老研究、撰寫中國通史數十年，對這項工作的艱難有深刻的認識。范老這樣寫道：

  通史的工作是這樣艱難的，要認真做好通史，就必須全國史學工作者很好的組織起來，分工合作，或研究斷代史，或研究專史，或研究少數民族史（沒有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中國歷史幾乎無法避免地寫成漢族史），或研究某一專題，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覆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5]

  范老說的這些話，不僅對於寫出一部好的中國通史是必要的，對於培養具有中國通史見解的史學家來說，也是必要的。在范文瀾之前，梁啓超曾講過類似的話。他認為，先把各種「專史」做好了，然後就「可以把一部頂好的中國全史做出來」[6]。但是范文瀾所講的，比梁啓超講的要深刻得多。一是范老強調了局部同全局的辯證關係，不是簡單的加減關係；二是范老指出了撰寫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歷史的重要性。這是他數十年研究和撰寫中國通史的感受和經驗，是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為人民寫通史，反映了范老崇高的歷史使命感。范老曾滿懷激情地寫道：

  中國人民需要好的中國通史，這是因為中國各民族人民千辛萬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創造著自己的祖國，創造著自己的歷史。既然是自己創造的，產生熱愛祖國，熱愛歷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勝利了，勞動人民真正當了自己祖國的家，對自己祖先創造歷史的勞動和偉大，特別感到親切與尊敬，要求知道創造的全部過程，為的繼承歷史遺產，從那裡吸收珍貴的經驗，作更偉大更美好的新創造。

  ……我希望全國史學工作者，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下，同心協力，為寫出一本好的中國通史而奮鬥。[7]

  從這裡，可以看出范老對人民的深厚感情，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高度自覺。

  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上，從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到1999年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全部出版，百年之中，幾代中國史學家為了寫出中華民族的歷史——中國通史，傾注了不可估量的心血。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民族的生存、國家的興盛成為史學家們精神的動力、力量的源泉。范老所說的話，也可以被看作幾代史學家心聲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