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筆勢縱放的類傳史論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范曄自己所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云云，當有一個大致的認識。而「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云云，當做何看待呢？

  《後漢書·循吏列傳》以下，有《酷吏列傳》《宦者列傳》《儒林列傳》《文苑列傳》《獨行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列女傳》，以及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傳。這十五篇傳的序論，難以盡述，茲舉數例，略做評析。

  《循吏列傳》序概述了東漢一朝循吏簡史，認為光武時期與章帝、和帝以後，是循吏輩出、往往不絕的兩個時期。循吏的特點是「仁義篤誠，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發奸伏，吏端禁止」，「移變邊俗」，等等。范曄著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現，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風範。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稱讚光武帝的「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充分肯定了這種垂範作用對於循吏政治的重要影響。《循吏列傳》後贊進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會作用是：「推忠以及，眾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作為史學家，范曄對循吏表示出「懷我風愛，永載遺賢」的崇敬之意，表達了他的一種社會理想。

  同循吏相對的是酷吏。《酷吏列傳》的序、贊表明範曄對酷吏政治的樸素辯證認識。他一方面認為酷吏的出現是政治統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點是「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他們敢於「揣挫強勢，摧勒公卿」的執法精神「亦為壯也」，故能「厭快眾憤」；但畢竟手段嚴酷，「末暴雖勝，崇本或略」。這個評價自然不如對循吏的稱頌，但范曄也沒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認為前者是本，後者是末，他們的關係，是為政之中的本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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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也可被視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論東漢為詳。從歷史上看，范曄認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於國，「其敝也」則為國之禍。西漢時的宦人，「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者有之，「以佞險自進」「損穢帝德」者有之。東漢時期，宦官權重，以至於「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漢之綱紀之亂矣」。范曄在後論中還分析了宦人的權力是歷朝歷代逐漸滋長起來的，其危害終於發展到「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的地步，「今跡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應當說，這是一篇極為深刻的對宦官參與政事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但歷代皇朝體制又決定了它無法割去自身肌體上的這個贅瘤，以致一再重複因宦人掌權而造成「綱紀大亂」「社稷為墟」的政治悲劇。

  《後漢書·儒林列傳》的序與論，是范曄史論之佳作中的突出者，歷來為論者所重，上文已經涉及於此，筆者亦擬另撰專文，予以評論，此不贅述。

  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傳的序、論，都反映了范曄對政治統治、國家興衰的關注，反映了他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歷史觀和歷史人物評價標準。

  《後漢書》「六夷」傳的序、論，分別論述周邊各民族、各地區同三代、秦漢的關係，而尤著意其與東漢聯繫的密切。他寫道：「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雲。」[14]儘管范曄於「六夷」傳的序論及傳文中，對各族仍難免有不恰當的評論，然上引這段話所確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對各族關係的認識，大致上是繼承了司馬遷的思想傳統，是難能可貴的。

  《後漢書·循吏列傳》以下各傳諸序、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縱向論歷史演變，橫向評得失利害，以陳述史事為目的，以總結經驗為歸宿，有吞吐古今之志，無矯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謂「筆勢縱放」之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