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評論平允與致意風俗

  范曄史論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上述顧炎武、王鳴盛、趙翼分別說到的有關因素外，還有哪些原因呢？這裡，不妨據王鳴盛所論諸例做具體分析。通觀王鳴盛所舉諸論，對范曄史論大致可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評論平允，二是推明忠義，三是致意風俗。

  關於評論平允。王鳴盛在「鄧禹論」條下引《後漢書·鄧禹傳》後論並對此發表評論說：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為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為禹論，乃深責光武，以為功高不賞，反覆為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為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頹業喪，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為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9]

  王鳴盛認為范曄對鄧禹及光武的評論「最為平允」，是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作為根據的。第一個因素，是從鄧禹同光武的關係來看，他同意范曄的認識。第二個因素，是從鄧禹的全部宦途來看。第三個因素，是從范曄史論同袁宏史論的比較來看。這末了一點很值得注意。《後漢紀》先於《後漢書》而書，但范曄並不受前者史論的局限，而是獨立地提出自己的見解。正是從范、袁二人史論的比較中，王鳴盛得到了「平允」與「不平」的兩種結論。王鳴盛關於「平允」的結論，還見於他對「馬蔡論贊」的評價，他寫道：「馬融、蔡邕，傳各為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贊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10]此處所論，不僅是「平允」，還加上了「反覆有味」「意致深長」，史論要達到這一意境，可謂難矣。

  關於推明忠義。如上文所說，王鳴盛對於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尤為稱頌，其論《陳蕃傳》後論，便是突出一例。范曄《後漢書·陳蕃傳》後論是這樣寫的：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仁，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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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首史論，從陳蕃個人際遇結局，論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處世態度，進而論到信義、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於字裡行間，誠可謂「反覆其味」「意致深長」。對於這首史論，王鳴盛是這樣評價的：「《陳蕃傳》論推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凜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12]從這裡，可以看出范曄史論對後人確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出於他對社會進步、朝代興亡的深切的關注之情，以及他對那些為進步和正義而「抗論」、而「爭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關於致意風俗。這個特點與上文所論有密切關聯，因其言及風俗本亦著眼於社會進步與朝代興衰存亡大勢。對此，王鳴盛寫道：

  《黨錮傳》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了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為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為此，讀之能激發人。

  《後漢書·黨錮傳》序，約一千五百字，引文不長。在這篇序文中，范曄概說兩漢風俗的幾次變化，指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這就是王鳴盛所說的「可為百世之龜鏡」的論點。在這首序文中，范曄對於一些士人「清心忌惡，終陷黨議」，深致不平之意。王鳴盛對此表示欽佩，指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13]查《後漢紀》此論，亦可謂一首宏論，然其意在強調「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的「先王之教」，與范曄論旨迥然不同。在這裡，王鳴盛仍然運用比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論的異趣，很可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