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范曄史論的幾種不同的評價

  對於范曄的這種自我評價，後人有種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嘲笑。宋人洪邁評論說：「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3]

  第二種看法是寬容。宋人葉適認為：「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氏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4]儘管葉適認為范曄「見識有限」，但對范曄所撰的序論、贊語及自我評價，都視為當時文風所致，不應引以為怪。

  第三種看法以稱讚為主要傾向，而持這種看法的人較多，由此可以證明範曄對於自己在《後漢書》中所撰寫的「評論」的評論，大致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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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從流傳和影響來看。范曄的史論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響。梁朝蕭統所編《文選》，第四十九卷共輯選史論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寶二首，范曄四首（即《皇后紀》論、二十八將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沈約二首，贊語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曄一首（即《光武紀》贊）。范曄的史論被選入的最多，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它的評價。據《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有范曄《後漢書贊論》四卷；《舊唐書·經籍志上》著錄，有范曄《後漢書論贊》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同此。可見，自南朝至北宋，范曄史論始終受到人們的重視。

  其次，從對范曄史論的整體評價來看。劉知幾是不大讚成史家撰寫史論的；而在諸家史論當中，最為推重班固，說他「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而班固以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5]。不論怎麼說，在劉知幾看來，班固以下，當首推干寶、范曄等人了。清人王鳴盛從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著眼做總的評價，他認為：

  《班彪、固父子傳》論云：「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為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並可以想見蔚宗之為人。[6]

  王鳴盛這一段話所做的結論，是從范曄對班彪、班固父子對司馬遷《史記》之批評中引申出來的。也可以說，是從《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比較中所得到的認識。這裡涉及的史家，有司馬遷、班彪、班固、華嶠、范曄以及王鳴盛本人，的確值得人們反覆比較和思考。王鳴盛不僅贊同范曄對班氏父子的批評，而且明確地肯定了《後漢書》史論的精神境界。

  關於這一點，在王鳴盛之前，顧炎武論兩漢風俗時，曾有所涉及，可與王鳴盛之論相互印證。顧炎武指出：

  從顧炎武所論中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即認為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實的社會歷史根據的，並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傾向與「為人」操守。

  清人趙翼也是推崇范曄史論的，他舉例說：

  又其論和熹後終身稱制之非，而後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後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為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8]

  趙翼是精於考史又擅長史學批評的史家，他所舉的這幾個例子，都是極容易引起歧異認識的人物。因此，用范曄對這幾個人所做的評論來說明範曄史論的面貌，當是比較有說服力的。趙翼末了所做的「立論持平，褒貶允當」「有學有識」的結論，應該說是很高的評價了。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除上文曾提到《黨錮》《獨行》《逸民》等傳外，直接評論范曄《後漢書》史論的，還有鄧禹論、竇憲論、馬蔡論贊、《陳蕃傳》論、《黨錮傳》總敘、《孔融傳》論等。即使是嘲笑范曄的洪邁，對其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傳論，多少也是肯定的。綜合以上諸家所論，對范曄史論表示推崇和肯定者，有24首，除去3首重複提到者，尚有21首，范曄史論受到普遍的重視和好評，自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