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後漢書》史論的成就

  范曄對於自己所作的史論，十分自信。他自我評價說：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還認為：「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1]一個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譽來評論本人的史記，在中國史學上實屬罕見。

  范曄這裡提到的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曄在史學上明確地提出了「著述及評論」這樣的概念，把「著述」與「評論」並列地提出來，這是第一次，顯示出他對於「評論」的重視。二是作為皇朝史來說，《漢書》在當時「最有高名」，影響甚大，范曄著史撰論，都以其為參照，為「比方」。三是賈誼的《過秦論》是范曄心目中史論的典範，故以其自況。

  近年來，關於范曄史論的研究，屢有論文面世[2]，讀後頗多啟發。本文所論，或有異同，祈望讀者和同好予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