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西漢盛世時期的社會矛盾

  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面臨著什麼新的問題？

  這是司馬遷所親身經歷的歷史變化。應當說，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漢最富庶、最強大的時期。如他自己所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元。」[10]「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馬遷就誕生於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謂生當其時。古往今來，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對漢武帝統治時的盛世謳歌備至。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身處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卻沒有陶醉於對盛世的歌頌。他以一個冷靜的、負責任的史學家的眼光，看到了這個盛世表象後面的社會問題，並在《史記》中有所記載，從而顯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識和實錄的精神。

  司馬遷於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變化和存在的問題，當在《史記》的《今上本紀》《封禪書》《平準書》等篇中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紀》已佚，今《孝武本紀》為後人以《封禪書》所補，所以我們只能以《封禪書》和《平準書》作為主要根據來考察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司馬遷在《封禪書》後論中說：「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來揭露方士祠官的虛妄和篤信鬼神的帝王們的荒誕。《封禪書》除記述了歷代的封禪活動外，主要落筆在對漢武帝篤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諷刺上。篇中說到漢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後為方士李少君、少翁、欒大、公孫卿等人一再耍弄而執迷不悟，以至於「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亦遣，冀遇之」，達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幾句帶有結論性的話是：「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這無異是說，入海求仙，不過是一出出鬧劇而已。漢武帝本人雖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厭惡，但還是希望能夠見到神仙。由於皇帝的篤信不改，毒化了社會風氣，相信神仙的人愈來愈多，但那結果不是十分清楚嗎？

  顯而易見，司馬遷正是通過《封禪書》從一個方面揭示了漢武帝統治時期盛世表現背後的陰暗面，漢武帝的這些愚蠢行徑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歷史變化。這種歷史變化，已不只是表現為對於神仙的篤信和求訪，而是人世間的活生生的反映。司馬遷在《平準書》中描繪了漢武帝即位後不久，西漢經過七十餘年的發展而達到的繁榮局面，可謂一派盛世景象。但他接著就寫道：「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司馬遷以樸素的辯證觀點來看待和解釋這種變化，即他說的「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種變化正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政治統治固有矛盾發展的結果。武帝不同於高祖、文、景，因為他處在這個矛盾發展的新階段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最高統治者的變化，不應被看作上述變化的原因，而恰恰是這個變化的一部分。但是，最高統治者的變化因其所處地位的特殊性，必然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的變化。司馬遷雖然還不能科學地說明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但他畢竟是十分敏感地觀察到了這兩種變化。他在概括地描繪了社會的變化之後，又從一些具體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的種種表現。例如：由於通西南夷道和築衛朔方，弄得「府庫益虛」；由於對匈奴的連年用兵，「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由於置賞官武功爵，於是「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由於「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由於「有腹誹之法比」，於是「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以及「富商大賈或晌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等等。這些現象是以前所沒有的，或者雖然有但卻沒有顯露得如此突出。當然，武帝時代的西漢社會比惠、呂、文、景時代的西漢社會是向前發展了，於是新的社會問題也就跟著產生了。司馬遷以樸素的辯證思想來說明他看到的這些變化，認為：「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他當然還不能完全跳出循環論的窠臼，但他畢竟敏感地揭示了社會的變化，於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會問題。這些變化，這些問題，固不可完全視為盛衰之變，但也確實包含著盛衰之變。唯其如此，司馬遷才給後人留下了永遠值得思考的歷史課題。

  司馬遷不愧是偉大的史學家。他不僅能夠以冷靜的態度看待歷史，也能夠以同樣冷靜的態度看待現實。他善於以歷史的經驗來揭示現實的問題，也善於以現實的問題去反襯歷史的經驗。他的思想上無疑還帶著歷史循環論的印記，但他確實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巨人，因為他對歷史與現實中發生的變化從不感到驚奇和困惑。他的歷史哲學是：「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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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司馬遷所總結的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中包含的歷史智慧，是他留給後人的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1]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541～2542頁。

  [2]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31頁。

  [3]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4頁。

  [4]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5] 司馬遷：《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37頁。

  [6] 司馬遷：《史記》卷十一《孝景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49頁。

  [7] 司馬遷：《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33頁。

  [8]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30頁。

  [9]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31頁。

  [1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