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漢初鞏固統治和發展經濟的基本國策

  漢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制定了什麼樣的國策？

  

  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得最豐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對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總結得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本文不可能對司馬遷所作的這一總結做比較詳盡的評論。這裡，我想指出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司馬遷對漢初統治者所制定的並歷經幾代連續貫徹的基本國策的記述與評價。

  我想先講一講陸賈這個人，因為他跟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極大的關係。陸賈是楚地人，以有辯才而從劉邦定天下，深得劉邦的信任。司馬遷記下了他在漢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這就是：

  （漢初定）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4]

  可以想見，這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深沉而又富有生氣的場面！值得注意的是，劉邦這個人的文化素養並不高，有時還帶有幾分無賴習氣，但他畢竟是一個政治家，不像項羽那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因而能夠採納臣下的合理建議。他命陸賈總結秦何以失天下、漢何以得天下及古成敗之國的歷史經驗，實在是一個極其英明的決定。漢初統治集團，以皇帝為首這樣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對於西漢初年乃至西漢前期基本國策的制定和貫徹，無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陸賈說的「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的話，跟後來賈誼說的「取與守不同術也」的話，是相通的。從這個歷史的聯繫中，可以窺見漢初知識分子在總結歷史經驗、思考當代治國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認識，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陸賈《新語》十二篇，今存。有人認為是後人偽托，但也有人認為是大致可信的，我傾向後一種說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無為》篇）指出：「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認為實行「寬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認為，「無為」「寬舒」「中和」，既是對秦朝「用刑太極」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響到西漢前期基本國策的理論根據之一。漢初統治者內部在政治上存在著激烈的鬥爭，有朝廷同異姓封國的鬥爭，有劉氏集團同諸呂集團的鬥爭，有同姓封國同朝廷的鬥爭等，但以「無為」「寬舒」「中和」為理論根據的基本國策卻相沿未改，在較長的時期里得到了貫徹。

  司馬遷顯然十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他在考察這個問題的時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實際效果。他在《呂太后本紀》後論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太后本紀》所記述的史事，大多是關於諸呂同劉氏宗室及開國功臣爭奪權力的鬥爭，是關於呂后在這個鬥爭中的種種殘酷手段的。從上文所引司馬遷語來看，說明他在總結惠帝、呂后統治時期的功過得失時，沒有局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而著眼於這一時期總的社會發展趨勢。這正是司馬遷的歷史見識的非同凡響之處。而所謂「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同劉邦廢秦苛法，蕭何「順流與之更始」，陸賈提出「逆取而以順守之」的歷史經驗和「無為」的主張等，是一脈相承的。這裡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國策，即順應民心，與民休息。這一國策在文、景時繼續得到貫徹，所以司馬遷一再稱頌文帝的「盛德」：「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5]「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6]司馬遷這樣盛讚文帝是有道理的，因為正是在他統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漢的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並迅速發展起來，在惠帝、呂后時期「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基礎上，進而發展到「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局面。對於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國方略，司馬遷有一段記載，寫得平實、感人，使人能於細微處見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風度，茲錄於下：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7]

  從這裡所列舉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時期的政治特點。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用了「海內殷富」這四個字，反映出這個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已完全擺脫了漢初那種「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貧困局面。這是自西漢建立至文帝時四十餘年中的根本性變化。從惠帝、呂后時期的「無為」到文帝時期的「以德化民」，這也是基本國策的一脈相承。可見，漢初社會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確與這一基本國策的正確制定和長期延續有極大的關係。

  我們還應當看到，這一國策的延續性在大臣中的反映。史載，曹參代蕭何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責，曹參解釋說：「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8]惠帝認為曹參說得對。曹參是劉邦舊臣，對劉邦和蕭何的政治舉措自然了解至深。從劉邦的「承敝易變」、蕭何的「順流與之更始」，到惠帝、呂后的「無為」和曹參的「遵而勿失」，這正是秦漢之際封建皇朝政策轉換中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是「易變」和穩定的統一。漢初統治者的成功之處，是他們比較恰當地把握住了這一政策轉換中的兩個不同的環節；而司馬遷的高明之處，是他完全洞察了這種「變」與不變的政治舉措對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對它們進行深刻而生動的總結。然而，司馬遷的這一總結並不限於此，他還引用當時的民謠來說明上述國策的連續性在民間的反映：「蕭何為法，弇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又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9]這是從歷史的高度來看待當時的民謠和評價曹參的思想與做法，是歷史經驗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論的概括的統一。

  以上這些，說明司馬遷是從秦的酷法役民到漢的「清淨」「無為」「與民休息」這一政策的變化，來總結漢初統治者是如何鞏固統治、發展社會經濟的。不論是處置封國問題，還是解決民族矛盾問題，漢初統治者都沒有改變「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這就證明漢初統治者是真正總結了秦亡的教訓。司馬遷不愧是偉大的史學家，他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這一重大的歷史經驗，並在《史記》中一再反映出來，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見。這就表明，他總結歷史經驗不僅僅是為了說明歷史，還以此來觀察現實。他對於漢武帝統治時期的政治的認識，正是他上述歷史認識的合乎邏輯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