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哲學及學術思想
2024-08-14 18:30:15
作者： 瞿林東
范曄的史論，是《後漢書》的精華所在。除了上述前人所做的有關評價外，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他在史論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哲學及學術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遺產。
首先，他對東漢時期的大治亂得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論王莽、東漢之際的形勢說：「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15]從歷史的形勢來看，范曄所論未必中肯，但他提出了「得眾心」「結於人心深矣」對於政治上的成功的極端重要性，無疑是深刻的見解。他論「中興之業，誠艱難也」，認為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16]是明智之舉。認為光武吸取西漢初年分封異姓諸侯王的教訓，「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僅以少數功臣「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也是明智之舉。論末總結說：「祟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7]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范曄在《皇后紀》序論中，也還指出了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維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18]的弊端。在《宦者列傳》的序論中，范曄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結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勢的種種不同情況，以及造成「綱紀大亂」「敗國蠹政」的嚴重後果。凡此，都是著眼於政治得失所做的歷史評論。
其次，范曄的史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論傾向。他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故通人多惑焉」[19]。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20]；方術怪誕之論「純盜虛名，無益於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21]的工具罷了。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採取批評的態度。他在《光武帝紀》後中引卜者王長語，舉方士夏賀良上言，望氣者蘇伯阿語，以及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人的預言，以證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這在《後漢書》史論中是極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稱道。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22]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雖多少帶有一點折中的色彩，但范曄的思想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
最後，范曄的史論，顯示出他對東漢時期學術史的興趣和見解。例如，他論道術，一方面說它「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23]。他論經學，批評經學的煩瑣、誤人，同時指出「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的成績。他論史學，肯定「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又對遷、固做了比較，並給予班固很高的評價。但他不同意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認為班書「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24]。這個評論在史學史上有很大的影響。他論應奉、應劭父子說：「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雲小道，亦有可觀者焉。」[25]他把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位唯物思想家合傳，說王充《論衡》「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符《潛夫論》「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說仲長統所著《理亂篇》《損益篇》《法誡篇》都「有益政者」[26]。《後漢書》其他類傳，如《黨錮》《循吏》《酷吏》《文苑》《獨行》《逸民》《列女》等傳的序、論，也都是對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影響做了精彩的評論。范曄的史論，言深意遠，用詞典雅，在史學上是不多見的。
[1]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1頁。
[2] 趙國華：《談范曄〈後漢書〉的序、論、贊》，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施丁：《談談范曄的史論》，載《學術月刊》1988年第8期；舒仁輝：《范曄〈後漢書〉史論探討》，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第4期；臧雲浦：《范曄〈後漢書〉研究二題》，載《徐州師院學報》，1993年第1期等，不一一列舉。
[3]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五「范曄作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1頁。
[4]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六「後漢書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70頁。
[5] 劉知幾：《史通》卷四《論贊》，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頁。
[6]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范矯班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52頁。
[7]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2～753頁。
[8]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四「後漢書編次訂正」，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2頁。
[9]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鄧禹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43～244頁。
[10]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馬蔡論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64頁。
[11] 范曄：《後漢書》卷六十六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71頁。
[1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陳蕃傳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65頁。
[13]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黨錮傳》總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66頁。
[14]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10頁。
[15] 范曄：《後漢書》卷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08～509頁。
[16] 范曄：《後漢書》卷十八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7頁。
[17] 范曄：《後漢書》卷二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88頁。
[18] 范曄：《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上序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01頁。
[19]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932頁。
[20]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上》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03頁。
[21]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上》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25頁。
[22] 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444頁。
[23] 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傳》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085頁。
[24]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列傳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25]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八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22頁。
[26]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