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怎樣看待史書的內容、形式及歷史條件

  如果說鄭樵的會通思想主要是在闡發和繼承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傳統，是因為《通志》也是紀傳體史書的話，那麼從歷史撰述內容著眼，分別對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會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評論，則由馬端臨完成。馬端臨以《文獻通考》這一巨著和他對《通典》《資治通鑑》的精闢評論，奠定了他在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面世後四百餘年、《資治通鑑》面世後二百餘年，元初馬端臨於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獻通考》348卷，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對《通典》《資治通鑑》二書，做了他那個時代的極好的比較和中肯的評論。馬端臨評論《資治通鑑》時這樣寫道：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18]

  由上文看，馬端臨對「斷代為史」的看法，與鄭樵是一致的。他的新貢獻是對歷史中「相因」與「不相因」的現象做了闡述，實則也為《文獻通考》之作申其大意，即「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於是馬端臨對《通典》做了如下評論：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19]

  在馬端臨看來，司馬遷《史記》在內容上包含了「理（治）亂興衰」和「典章經制」兩個方面的內容，而《通典》和《資治通鑑》正是分別繼承、發展了《史記》的這兩個方面的撰述內容，並分別給予很高的評價。馬端臨的評論，提出了歷史編纂上的三個理論問題。

  第一，史書體裁和史書內容的一致性。他認為，《資治通鑑》「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並非司馬光「之智有所不逮」，而是因為「簡編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這就是說，一定的史書體裁所撰述的歷史內容，本有其一定的規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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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時代不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繁簡有異，這必然影響到歷史撰述內容的詳略。他稱讚《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同時又指出它「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這是因為「時有古今，述有詳略」。他舉田賦、土貢等實際的社會生活為例，說明後出之書，定當詳於前出之書，實際上是揭示了史書內容隨著歷史的發展由略而詳的規律。

  第三，治亂興衰，多由具體原因所致，它們之間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代代沿襲，它們之間是「相因」的。在這個問題上，馬端臨所言與鄭樵略有不同，從本質上看，治亂興衰還是有共同之處可以探討的；而典章制度在相因之中也必有相革之處。「相因」「不相因」不應做絕對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