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怎樣看待歷史撰述中諸因素的關係

  宋代史家吳縝撰《新唐書糾謬》，認為「作史之難」是一個事實，在此基礎上，他對史家在歷史撰述活動中的具體要求也做了明確的闡述。尤其難得的是，他是中國史學上較早對「事實」做了理論說明的史學批評家，同時也合理地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之間的相互關係。他這樣寫道：

  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17]

  這一段話，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之於史書的相互關係，而尤其強調了事實的重要。其理論價值在於：首先，吳縝給「事實」做了明確的定義，「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意思是說，客觀發生的事情，被人們「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記載下來，這就是「事實」，或者說這就是歷史事實。他不是單指客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單指人們主觀的記載，而是指的客觀過程和主觀記載的統一，這是很有深度的見解。其次，吳縝認為，「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對於史家撰寫史書來說，不僅有邏輯上的聯繫，而且也有主次的順序。這就是「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有了事實和褒貶，即有了事實和史家對於事實的評價，「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吳縝說的「事實」「褒貶」「文采」，可能得益於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它們的區別是在理論範疇上，後者要比前者內涵豐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後者顯得明確。最後，吳縝認為，「為史之意」的根本在於「事得其實」，褒貶和文采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反之，如「事實未明」，則「失為史之意」，褒貶、文采也就毫無意義了。

  吳縝對《新唐書》的「糾謬」究竟如何，自應做具體分析，而他關於「事實」「褒貶」「文采」之對於史書關係的認識，乃是中國史學批評史上的新發展，是史家關於信史標準之理論形態的新概括，也是對歷史編纂理論最本質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