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樣看待不同史書體裁的長短

  史學批評在具體問題上的歧異，對不同史書體裁的不同記識是一個突出的事例。這裡，我們可以舉《史通》中的《二體》篇為例，進一步說明劉知幾在史學批評方面的辯證方法。例如，中國古代史學家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孰優孰劣的辯難，經過幾番深入的思考和長期的爭論，大致形成了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編年體優於紀傳體。例如，東晉史家干寶「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根據是《左傳》一書「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10]。這是以文字的多寡來判斷編年、紀傳的優劣。唐玄宗時，朝臣裴光庭提出，紀傳體改變了《春秋》的體裁，「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11]。他進而倡議：「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12]他的這個荒唐的主張，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賞識，然其計劃並未實現，也不可能實現。這時，還有一位文史學家蕭穎士，也積極提倡編年體，他說：「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於是，他「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13]。蕭穎士撰的編年體史書未能流傳下來，而他說的《史記》「失褒貶體」，強調「《春秋》大義」，這確是一些贊成編年體的史家批評司馬遷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時，出身於史官世家的柳冕強調說：「（司馬）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又說：「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舍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柳冕出於史學世家，這種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價值判斷問題。

  

  第二種看法跟第一種看法相反，認為紀傳體優於編年體。《後漢書》作者范曄在講到他為什麼採用紀傳體撰史時，對《春秋》提出大膽的批評，指出：「《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14]所謂「網羅一代，事義周悉」，是說紀傳體能夠容納廣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歷史思想。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採用紀傳體。他們批評《晉紀》作者干寶和《晉陽秋》作者孫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15]《晉紀》和《晉陽秋》都是編年體史書。在唐初史家看來，編年體史書寫得再好，也不能視為「正典」，即所謂「正史」。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針對前人批評司馬遷「變古法」「不本於經」「失褒貶體」等論點，唐代後期學者皇甫湜撰寫《編年紀傳論》予以駁難。這是一篇略帶總結性的文字，茲節錄如下：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

  ……

  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深井，必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敘錄，表里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愧。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按：荀悅——引者）為《漢紀》、裴氏（按：裴子野——引者）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所遺多失，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得失，章章於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蹤南、董，亦無上矣。倘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16]

  在關於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辯難文字中，這是較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論編年、紀傳，只要做到「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都可以成為良史。這就比一般參與辯難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論的起點更高一些。作者還提出了編年體史書「多闕載，多逸文」的缺點和司馬遷「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創立紀傳體的合理性。作者最後強調了不懂得繼承創新，只是簡單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會有什麼作為的。總之，這一篇文章，是從理論上說明了紀傳體的產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種看法，認為編年、紀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廢。較早提出這種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寫道：「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其後劉知幾撰《史通》，作《二體》篇置於《六家》篇之後，他不贊成編年、紀傳「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張「辯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認為編年體的長處是：「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它的短處是：其記述人物時，「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他認為紀傳體的長處是：「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它的短處是：「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劉知幾的這些話，是分別針對《左傳》和《史記》說的。他的結論是：「考茲勝負，互有得失」，「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因此，他主張編年、紀傳「各有其美，並行於世」。劉知幾的這些看法，比起前兩種看法來說，確有高屋建瓴之勢，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這反映了劉知幾的卓識。

  這種史學批評的辯證方法，在劉知幾以後的一些有影響的史學家那裡，都有突出的反映。如本章第二節「會通思想與歷史編纂的重大發展」中，馬端臨評論杜佑《通典》時所說，「時有古今，述有詳略」；評論司馬光《資治通鑑》時所說，「簡編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這是以辯證的方法來看待時代不同、體裁不同對史書詳略、內容的影響，也是史學批評史上的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