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怎樣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評論

  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學批評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對同一史事會有不同的評論，並試圖從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史通》中有《鑑識》、《探賾》篇，是為集中闡述史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專文，因涉及一些實例，讀來不使人覺得枯燥，反而饒有興味。

  《史通·鑑識》篇以評論人物開篇，隨即轉向評論史傳。劉知幾寫道：

  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這裡，劉知幾提出了「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的命題。意思是說，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們對它的審察、評論往往是不一樣的。他認為，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的學識、思想的差異造成的，所以才會出現對於同一事物的「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的現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的重要，認為這是「辯其利害，明其善惡」的關鍵。

  劉知幾把「鑑識」同「探賾」聯繫起來，從認識論上闡述了史學批評是一件嚴肅而又艱難的事情。這就是說，在史學批評問題上，人們只有通過「探賾」，才能達到「鑑識」。這是涉及史學批評中之主體修養與正確認識客體之間的關係了。[4]

  劉知幾認為「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這是極而言之。他說的「世缺知音」，顯然是受了劉勰講的「逢其知音，千載其一」[5]的影響。這正是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所要論述的主旨。

  

  《探賾》篇首先指出評論的失誤會造成不良的後果，這就是：「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如果評論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貽誤後學，這是雙重的錯誤，自應是不良後果中最為嚴重的。這些話，反映出了劉知幾對於評論的嚴肅態度。

  根據劉知幾的概括，史學批評大致有這樣幾種誤區。

  一是猜度。劉知幾針對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的說法，認為這是「強為庸音，持為足曲」的做法。劉知幾從春秋時期「諸國錯峙，關梁不通」的歷史實際，說明「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同漢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備的條件是不可等量齊觀的。他又舉出《左傳》詳載戎子駒支、長狄、郯子之事，證明《左傳》並不是要通過記載之略以表示「賤夷狄」的思想。他還指出《漢紀》取材於《漢書》，「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並不是有意於「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劉知幾對孫盛的批評，不僅有歷史上的和史學上的根據，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問題上的一貫的見解。《史通·稱謂》篇說：西晉末年，「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而晉朝史臣們「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是一種「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這是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表現出來的民族問題方面的鑑識，實為難能可貴。

  二是穿鑿。葛洪評論《史記》說：「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6]劉知幾認為這屬於「強為其說」。他指出，司馬遷著《史記》，「馳騖今古，上下數千年」，春秋時期以前，得其遺事者，只有伯夷、叔齊二人；作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屬於常理，有什麼奇怪的呢。他進而論證說，如果一定要認為司馬遷是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那麼《史記》所記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等人，為什麼作者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呢。劉知幾從客觀歷史和史書編次兩個方面批評葛洪，所駁甚是。至於劉知幾批評葛洪所謂「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的說法，可謂是非參半。所謂是者，劉知幾認為司馬遷並不是以此來「怨刺」漢武帝。所謂非者，劉知幾認為司馬遷以項羽列為本紀，正是他的「紕繆」之一，又「何必有憑」呢。這是他拘於史例而不察司馬遷著述之深意所致。劉知幾曾為《漢書》為呂后立紀做了解釋，說「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7]。這無疑是對的，而《漢書》之前，《史記》已經這樣的處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馬遷為項羽立紀，是因為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8]。根據同樣的道理，《史記》還列了《秦楚之際月表》的專篇。故劉知幾的「紕繆」之說，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誤，又不足以使後人信服。僅此一點而論，或可說明「知音其難」，「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這也說明，史學批評的誤區是極難避免的。

  三是憑虛。隋朝內史李德林在北齊時，曾就《齊書》起元（紀年之始）事與魏收討論，有書信往還。他在答魏收書中有一句話是：「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9]劉知幾把此事概括為：「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按：即《三國志》——引者），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劉知幾是尊漢的，認為劉備「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可是陳壽的評論「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他還認為，曹操是「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樣的君主，而陳壽對他們的評論，「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知幾的結論是：《三國志》「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陳壽本是蜀漢臣子，後為西晉史官。他撰《三國志》，於蜀、魏關係的處置上，頗為棘手。但西晉「受禪」於魏，故《三國志》以魏為「正朔之國」，在當時實別無選擇。他從《魏書》《蜀書》《吳書》分記三國史事，而於《蜀書》中稱劉備為先主、劉禪為後主。這在歷史編纂上確是一個創舉，也隱約可見其不忘曾是蜀漢之臣的心跡，這些都是客觀事實。劉知幾尊漢情重，對此缺乏冷靜分析，故認為陳壽「曲稱曹美」，「虛說劉非」，似有未妥。李德林從正統觀念出發，也是尊漢的，認為「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既為蜀人，必當「以魏為漢賊」。可是李德林的說法，在《三國志》中實難找到有力證據，所以劉知幾批評他是「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應當承認，劉知幾對李德林的批評在總的結論上是對的，而他在批評李德林中涉及對陳壽的許多指摘，有些是難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憑虛之嫌。同時，這也使他陷於在陳壽評價上發生自相矛盾的困境。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備受劉知幾推崇的史家，陳壽能與他們並列，實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在他的《探賾》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陳壽其人其書未變，而是劉知幾陷入了一個《探賾》篇中所沒有說到的誤區——牴牾。

  上述種種誤區，帶有舉例的性質，尚難以概括這一問題的全貌。史學批評的目的，是為了鑑別歷史撰述在史事、思想、體裁、體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優劣，考察史家的素養、職責和成就，探索史學在社會中究竟起了何種作用，以辨明得失，總結經驗，推進史學的發展。《史通·自敘》篇說：「《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又說：「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他的這些話，或有自我評價過高之嫌，但絕非有意自誇之辭，其誠懇願望、良苦用心，流露於字裡行間。然而欲達此崇高目的，則必須有正確的史學批評。倘若批評陷入誤區，那就會使任何良好願望都付諸東流，甚至會給史學發展造成新的障礙。從這一點來看，劉知幾在《史通》中撰《鑑識》《探頤》兩篇，尤其寄有深意。由此也可認識到，走出史學批評的誤區，實為史學批評家們不能不再三思之的大問題。

  那麼，史學批評家怎樣才能走出史學批評的誤區呢？或者說，怎樣才能不陷入或儘可能少地陷入這種誤區呢？在劉知幾的史學批評論中，他沒有著意於從理論上來正面闡述這個問題。他的見解，多包含在具體的批評之中，從上文所述可窺其大概。不過，他在《鑑識》篇開篇時提出的「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的命題，對於強調批評者應重視鑑識的錘鍊，是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他引用「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的古訓，作為人們提高鑑識水平的途徑，也是有方法論的價值的。他在《探賾》篇中寫道：「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這是指出了史學批評中應取辯證的態度，不苛求也不掩飾前人。此篇末了又寫道：「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這是總結了史學批評往往是在眾說紛紜中展開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以尋求正確的評價，避免發生「出自胸懷」「妄加向背」等錯誤。他的這些認識，結合他在一些具體的評論中提出的見解，大致反映了劉知幾關於如何開展正確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