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批評自覺意識的新發展

  東晉至唐初，在中國史學上，袁宏的《後漢紀》序、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裴松之的《上三國志注表》、劉昭的《後漢書補註志》序、《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與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史學批評的見解和方法。繼而，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出現了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史學批評專書，影響此後千餘年史學批評的發展和史學理論的探索。這就是傑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寫出的《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是史學思想發展和史學理論建設的新轉折。

  劉知幾於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而入仕，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職，併兼修國史，參與了《唐書》《武后實錄》《姓族系錄》《睿宗實錄》，重修《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等撰述活動。其間，他因不滿武則天和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的紊亂和監修貴臣們對修史的橫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龍二年（708年）毅然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得力於他在史學上的修養。他自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1]這說明他在史學批評上有多年的積累。他的史學批評意識，因受到武則天、唐中宗時史館修史活動的混亂與低效而更加強烈和自覺。他深沉地寫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2]

  這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所謂「舊議」，即是他多年積累的對於以往歷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獨到見解。他試圖按照這些見解，撰寫包含紀、傳、志的唐史。但他的這個希望屢屢受挫，終於發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嘆。這就更加促使他下定決心把批評的意識變成批評的行動。他上書監修國史蕭至忠等，備言國史之修面臨著「五不可」：史官泛濫，簿籍難見，權門干預，十羊九牧，坐變炎涼，以致「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3]。可見此時的史館跟太宗、高宗時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劉知幾感嘆之餘，憤然辭去史職，寫出了千古名作《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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