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繼承和創新的統一

  在繼承中不斷創新，在創新中包含著繼承，中國古代史學的這個優良傳統，是其連續性發展的生機，同時也在一個重要方面反映著中國文明之連續性的發展。

  這種繼承和創新，反映在史學發展的各個方面。從直觀的方面來看，它首先反映在史書內容和形式的發展上，反映在史書文字表述之美學形式的發展上，反映在歷史文獻的研究和整理上；從深層的含義來看，它也反映出歷史觀點的進步和史學批評的發展。本文這一部分，僅就史書的內容和形式問題及史學批評問題，簡略地闡述繼承和創新的統一這一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之有國史，當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在內容上參考了周王室和諸侯國之史，故《春秋》大致上反映了春秋時期歷史概況。《春秋》按年、月、日記事的體例，當是孔子在繼承國史形式上的新發展。《左傳》在形式上和斷限上都略同於《春秋》，但所記歷史內容則大為豐富，並且寫出了一些具體、生動的人物，甚至還記述了個別歷史事件的始末，擴大了編年體史書記事的容量，這是在繼承《春秋》基礎上的新創造，是《左傳》在記事上對《春秋》的發展。與此同時，《國語》也發展了《尚書》記言的規模。隨著歷史的進步，以及史官制度和私人撰述的發展，出現了編年體通史的萌芽《竹書紀年》和綜合體史書的萌芽《世本》。這是在「百家爭鳴」局面下，史家歷史視野開闊的反映。這些先秦時期的史書，有的相互間有聯繫，而大多數則無直接的聯繫。司馬遷以傑出的創新才能，綜合先秦史籍和秦及漢初文獻，寫出了千古「絕唱」的《史記》。《史記》的五種體例，即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都可以從先秦史籍中找到蹤跡，但在各自的成就上，尤其是在綜合地反映歷史進程上，則是先秦任何一部史書都無法比擬的。繼承和創新相結合所造成的史學的巨大發展，在這裡表現得極為充分，使人驚嘆不已。

  《史記》和《漢書》所確立的「正史」規模，使後人感到像是兩座難以企及的高峰。即使如此，後輩史家還是在紀傳體史書的撰述上，不斷有靈活的變通而顯示出於繼承中有所創新的精神。例如，《三國志》以一書而記三國史事，表現出作者總攬全局的史才；《晉書》繼承前人所制「載記」體例，創造性地用於記述十六國歷史；各「正史」在志目、類傳、史表的取捨上，大多能因時而異，增刪恰當，以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面貌和歷史特點，等等。這裡，最主要的一條，是歷代史家繼承了撰寫前代史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四史」可以被看作中國古代史學之繼承和創新相結合所建樹的豐碑。

  編年體史書的發展，上文已簡略地論及，不再贅述。劉知幾在8世紀初（710年）曾斷言，史學的發展，不過是編年、紀傳二體的「角逐」、爭先。可是9世紀初（801年）卻出現了典制體巨著《通典》，12世紀後期（1174年）又出現了紀事本末體著作《通鑑紀事本末》，還有其他一些新體裁的史書陸續問世。《通典》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繼承了《周官禮》和歷代正史書志的傳統，創造出了規模宏偉、結構嚴謹的典章制度通史。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唐代天寶之末，而所記最晚之事在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7年），距上奏此書時間（801年）只有四年。書分九門，以食貨為之首，其後依次是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像這樣系統、完整的制度史，不僅在中國史學上屬於首創，在當時的世界史學上也是前所未有的。[35]南宋袁樞所撰《通鑑紀事本末》42卷，雖在內容上盡采自《資治通鑑》，然其形式是以事件為中心，因事命篇，述其本末，全書共立239個事目，略按時間先後編次，記戰國至後周史事，斷限與《資治通鑑》相仿佛。因事命篇，源於《尚書》；記一事之本末，其萌芽形式在《尚書》，尤其是在《左傳》中已經出現。此後，關於這方面的散篇零簡，代有所出，史家在理論上也提出過這方面的設想。《通鑑紀事本末》在繼承前人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寫出了以歷史事件為中心的通史，開創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發展的廣闊前景。

  總之，從以上四種主要體裁的史書來看，它們都是在不斷地繼承和創新中發展起來的，這促成了中國史學之連續性的發展，也促成了中國史學對中國歷史進程的連續性發展之系統的和全面的反映。

  繼承和創新的統一，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領域，也表現得很突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萌生於先秦時期，如孔子對董狐的評論，《左傳》作者對《春秋》的評論（分別見《左傳·宣公二年》《左傳·成公十四年》）。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了，史書大量湧現出來，人們關於評論史家、史書的言論逐漸增多。這個時期，史學批評逐漸形成了兩種主要形式。一種形式是對史書做具體的評論，如劉向《別錄》；另一種形式是對史學做概括的評論，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這兩種形式在內容上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對史書做具體評論時，會涉及史學的一般性問題；對史學做概括評論時，也不會脫離對一些史書和史家的評價。宋人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題解》、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清代官修《四庫全書總目》等目錄書，繼承和發展了前一種形式。這幾部目錄解題著作雖非史學批評專書，但它們包含了豐富的史學批評，因而是值得重視的。這種形式中還有不少專門性質的史學批評著作，如柳宗元的《非〈國語〉》是批評《國語》的，吳縝的《新唐書糾謬》是批評《新唐書》的。盛唐時期劉知幾的《史通》、清代前期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繼承和發展了後一種形式。《史通》是專論史學的，《文史通義》兼論文史而以論史為主。《史通》繼承《文心雕龍·史傳》篇，創立了史學批評的理論性著作；《文史通義》繼承了《史通》的成就，同時把它注重於「史法」的批評發展到注重於「史意」的批評。在西方史學上，古希臘的盧奇安（又譯作琉善，約125年—約192年）寫過一篇長文《論撰史——論現實主義的藝術》，在史學批評上有很高的價值，比《文心雕龍·史傳》篇早三百多年。但西方古代中世紀史學始終沒有孕育出如同《史通》這樣系統的史學批評專書，這也反映出中國古代史學之連續性發展的優長。

  

  中國古代史學這種繼承和創新的活力，來自客觀歷史發展中提出的要求，來自中國史學之悠久的歷史，來自史家不斷增強起來的自覺精神，反映了社會、史家、史學相互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這種繼承和創新之統一的傳統，在史學發展上的意義，一是促使史書的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多樣化；二是使每一個大的時期內史學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時代的特點，如《史》《漢》反映了秦漢大一統的政治局面，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多途發展反映了當時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活躍，明代史學具有一定的市民習氣，而清前期史學出現了總結與嬗變的趨勢，等等。中國古代史學之繼承與創新的機制，受到兩個方面的局限，一是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一是儒學經典的局限。對於這種局限做科學的說明，同樣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