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論·文采·考據
2024-08-14 18:27:01
作者： 瞿林東
講求文采、重視考據，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探索理論，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這三個方面，歷來為中國古代史家所重視，它們也從總的面貌上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特點。《左傳》寫戰爭、寫辭令，《國語》寫歷史形勢，《戰國策》寫說客辯詞，都各有成就。《史記》第一次把人作為歷史活動的中心看待，寫出了各階層人物的群相和他們的內心世界。它寫戰爭、寫重要的歷史場面也極精彩。《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在不少方面繼承了《史記》的傳統。《資治通鑑》寫戰爭，也繼承了《左傳》《史記》的傳統，並有所發展。史書文字表述之美，增強了史學自身的生命力，同時也擴大了它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
中國古代史學的突出優點是重視對於歷史的記述，這種記述不僅需要講求文采，而尤其需要講求真實，故歷來重視對於歷史事實的考證。司馬遷寫《史記》很重視文獻，對有些文獻運用得也很謹慎，他通過實地考察還糾正了一些傳聞的錯誤。中國古代有發達的史注，史注的作用或補充史事，或保存異說，或訓釋名物，或揭示訛誤，成為古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考異》，這種傳統已發展到具有豐富內涵和十分自覺的程度。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是以金石文字補史、考史的專書。到了清代，更有一批史家以其在考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形成一個學派，即乾嘉考史派。王鳴盛、錢大昕、趙翼、崔述等人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他們的方法和實踐早於德國「蘭克學派」創始人蘭克的八十年左右。
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史學只重視記述，不重視理論，甚至認為它沒有理論。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產生這種片面認識的原因很多，有兩點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一是我國歷史學界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尚未做深入的發掘和研究，以致給人以「理論貧乏」的錯覺；一是有些研究者慣於用西方史學，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史學的理論形式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史學在理論上的輕重、長短。這兩種情況，都是應當改變的。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關於理論方面的探索，就對歷史的認識來說，《左傳·僖公十九年》已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認識，認為依靠「神」也不能不聽「民」意，這反映了對於人和神在歷史活動中所處地位的思考。上文所引《左傳》中史墨的話，則反映了對於社會歷史之無「常」而有變的認識。後來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兩個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當是有認識上的淵源的。司馬遷還提出了「勢」和「理」這兩個歷史理論範疇，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歷史認識。在司馬遷之後，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家們對於這些歷史理論問題和範疇，都結合著歷史進程而不斷有所闡述、有所發展。例如，魏徵之論「天時」「人謀」和歷史上的盛衰現象的轉變，杜佑之論古今關係及「理」與「勢」，柳宗元之論「天」「人」「理」「勢」「聖人之意」「生人（民）之意」，葉適之論「天文、地理、人道」與社會歷史的關係，直至王夫之對「勢」與「理」的關係做了歷史哲學高度上的闡釋，這個探索的過程始終沒有中斷。
關於理論方面的探索，就對史學的認識來說，也是很豐富的。自孟子提出「事」「文」「義」[36]這三個範疇後，班固評論《史記》就遵循於此。《文心雕龍·史傳》篇篇末贊語，可以概括為體、事、義、文、德五個方面。《史通》豐富、發展了這些方面，確立了前所未有的史學理論範疇體系，這個體系的精髓可以概括為才、學、識三個基本的理論範疇。才，應包含體與文；學，主要指事；識，就其基本方面說，應包含義與德。宋人吳縝提出以事實、褒貶、文採為史學批評的標準，並認為事實是三者的核心[37]，這是對才、學、識範疇體系的一個發展。至《文史通義》出，於才、學、識外，突出提出史德這個範疇，這更加強調了史家精神世界的修養。同時，章學誠又提出「史法」「史意」，這可以被看作史家關於史學之史識的不同側面或層次的概括，「史意」更強調了史家在史學思想上的創新意識。由孔子概括而由孟子表述出來的事、文、義三個史學理論範疇，經歷代史家在兩千多年中的不斷探索、豐富、發展，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本文所說的幾個方面，尚難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做全面的概括。就是這裡說到的幾個方面，也只是我的一些初步認識，不當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能夠得到讀者和同行的指正。
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中國古代史學在發展中也有不足之處，甚至包含著不少謬誤和糟粕。儘管如此，它們畢竟掩蓋不了它的優良傳統的光華。
[1]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1輯《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頁。
[2]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61頁。
[3]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頁。
[4]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5]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職官十三·王侯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849頁。
[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一·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7] 杜佑：《通典》卷十三《選舉一·選舉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08頁。
[8] 司馬光：《資治通鑑》附錄《進書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8頁。
[9] 吳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頁。
[10]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頁。
[11]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頁。
[12]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頁。
[13]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71頁。
[14]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15] 據清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統計：實際著錄803部，附亡書64部，合計867部。這與《隋志》所說略有出入。參見《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16]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頁。
[17]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頁。
[18]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19]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99頁。
[20]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三十八《柳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681頁。
[21]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106頁。
[22] 脫脫等：《遼史》卷一百三《蕭韓家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49頁。
[23] 脫脫等：《金史》卷八十八《石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62頁。
[24]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7～198頁。
[25]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頁。
[2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3頁。
[27]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百五《唐丞相岐國公杜公墓志銘並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136頁。
[28] 范文瀾等：《中國通史》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頁。
[29]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歷代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250頁。
[30]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歷代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207頁。
[31]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3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33] 脫脫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紀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75頁。
[34]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顧祖禹》，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頁。
[35] 梁啓超認為：「《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又說：紀傳體中的書志「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中國歷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史學界》）。有的學者認為，西方史學關於制度史的成型著作，至19世紀中期才出現。
[36] 參見《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37] 參見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