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求實和經世的一致

  求實，即秉筆直書，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經世致用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求實和經世的關係，反映在有些具體問題上，是錯綜複雜的，但從古代史學的整體來看，它們之間存在著協調和一致的關係。

  早在中國史學開始興起的時期，秉筆直書就成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稱讚。尤其是孔子因晉國史官董狐的「書法無隱」而稱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傳》作者記述了齊國太史、南史氏為書「崔杼弒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職，這種秉筆直書的精神就成為史家遵循的傳統。所以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寫了「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虬也說：「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20]唐代史家吳兢，即《貞觀政要》的作者，曾因當面拒絕當朝宰相張說希望將武后實錄改寫數字的請求，而被時人譽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這種優良傳統，也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的史家所繼承。史載，遼興宗獵於秋山，而熊虎傷死數十人，有司奏聞於朝，史臣蕭韓家奴即書於史冊，遼興宗命其刪去，「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22]。金朝對史官記事頗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說：「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經大臣們引經據典，金世宗也從《貞觀政要》記事中得到啟發，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這些，表明了秉筆直書傳統影響的深遠。

  劉知幾撰《史通》，有《直書》《曲筆》兩篇，指出了史學上「直書」與「曲筆」的對立，分析了它們的利害。劉知幾認為「直書」「直詞」是實錄的前提，而「曲筆」「誣書」則會造成實錄難求。劉知幾正是從歷史撰述是否是「實錄」這一根本點上，來劃清「直書」與「曲筆」的界限的。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國古代史學之求實精神。這種求實的精神自司馬遷《史記》被譽為「實錄」之後，便成為大多數史家追求的目標，形成了優良的史學傳統。當然，「曲筆」也是史學上的客觀存在，劉知幾剖析了它的種種表現形式和產生的原因，也舉出了不少這方面的實例。在劉知幾以後，這種現象也時有出現。但從史學發展的全貌來看，亦恰如劉知幾所說：「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24]這個看法是具有辯證因素的。曲筆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錯誤也不少，但在整個史學上畢竟只占少數。這就是說，直書是主流，曲筆不可能成為主流。這是因為：第一，曲筆違背了「書法無隱」的古老傳統，也跟人們的歷史意識不斷發展的趨勢相悖。第二，任何時代出現的曲筆，都不會符合那個時代所提倡的道德規範，因而不可能成為公開提倡的行為，即使出於維護「名教」而曲筆，也難得為嚴肅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由於上述兩點原因，絕大多數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馬遷為效法的楷模，存實錄、寫信史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第四，從史學發展的連貫性來看，任何得計於一時的曲筆作史，終究要為後人所揭露和糾正，這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是可以舉出不少實例來證明的。要之，可以認為：曲筆只是史學上的支流，而直書是史學上的主流。認清這二者的關係和作用，對於全面估價中國古代史學的歷史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史學的社會作用來說，求實，也是史學經世致用的基礎。劉知幾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25]這是從一個具體的方面，說明了求實和史學社會作用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中國古代史學之經世致用的傳統上則有廣泛的表現。

  中國史學之經世致用的目的萌芽甚早，上文所引《尚書·召誥》語足可說明它有長久的淵源。所謂孔子作《春秋》以代「王法」，至少反映了人們對於史學的社會作用已有明確的認識。秦漢以下，這種認識不斷發展成為自覺的意識，從而成為一種史學傳統。至晚在中唐時期，這種傳統由主要是鑑戒的目的發展為比較全面的經世目的。這從杜佑著《通典》和《理道要訣》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杜佑的撰述目的，反映出他對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有兩點是不同於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歷史書中從歷史事件方面總結治亂得失的模式，進而深入到從各種制度的興革流變對歷史上的治亂得失做全面的考察。從今天的認識來看，這是從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考察，發展到對於國家主要政策、制度的歷史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價值觀念的考察。杜佑在《進書表》中著意強調指出「法制」和「政經」的重要，這既是經典中講得很少的，而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真是雙重的遺憾。唯其如此，《通典》問世，則「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26]。第二，他突破了歷來所強調的史學對於現實社會尤其是現實政治的鑑戒作用這一認識模式，提出了以史學「經邦」「致用」「將施有政」這一具有直接實踐作用的認識模式。《通典》自序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時人李翰、權德輿都指出了《通典》這種「將施有政」的實際價值。李翰《通典》序說：「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權德輿《杜公墓志銘並序》稱杜佑「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世）立言之旨備焉」[27]。這些評論都說明「《通典》的精華是『理道』的『要訣』」[28]。宋人朱熹說：「杜佑可謂有志於世務者。」[29]這個評價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

  在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經世致用之學興於明清之際，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從中國古代史學的經世致用的傳統來看，則此說恐未必妥帖，還是可以做進一步討論的。

  中國古代史學的經世致用傳統，在杜佑之後，經司馬光、鄭樵而繼續發展。鄭樵提倡「實學」，《通志·二十略》是其代表作。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稽古錄》，則被稱為「如桑麻谷粟」[30]，世人不可不讀。這種傳統在明清之際有了更大的發展，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顧祖禹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中國古代史學之求實的傳統和經世的傳統在總的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從《史記》《通典》《資治通鑑》《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讀通鑑論》等各類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史記》用很多篇幅論述秦漢之際歷史經驗、揭示當時社會問題，而被稱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1]。清代四庫館臣評論《通典》說：「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32]這是把《通典》在求實和經世兩個方面的優長都講到了。《資治通鑑》意在「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而附以《考異》30卷，使其所記、所論有經得起檢驗的歷史事實為基礎。歷代盛讚《資治通鑑》者極多，金朝女真族統治者金世宗的話或許更有深意，他說：「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鑑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33]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帶有極鮮明的經世目的，而其書被稱為：「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為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34]甚至被推崇為「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見此書魏禧序）。關於求實和經世之一致的發展總趨勢，還可以舉出不少這樣的實例來說明。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有的統治者或有的史家，為著某種需要而掩蓋歷史真相或篡改已經寫出的史書，這種現象是存在的，但這跟史學的經世致用並不是一回事，其間界限不可混淆。如上文所說，這種曲筆作史的行為，只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支流，而且總是遭到後人的唾棄和鄙視。從這兩方面來看，是否可以認為，求實的傳統和經世的傳統，以及它們之間在總的趨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主流。當然，如同任何時代的史家都會受到歷史的局限一樣，中國古代史家不論在求實方面，還是在經世方面，若以今天的認識來看，都是會有不少缺陷的。歷史地對這些缺陷做出說明，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