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形式相結合

  中國古代史學的令人驚嘆之處，不僅在於它有「層出不窮」的史家和浩如煙海的史籍，而且在於它所記載的豐富的歷史內容是同多種多樣的表述形式相結合的。中國古代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不僅使它具有更大的魅力，也使它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性。

  從較晚的斷限來看，中國古代史書在分類上的體制至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成書的《隋書·經籍志》已大致確定下來。《隋志》史部稱其著錄史書817部，13264卷；通計亡書，合874部，16558卷。[15]唐初以前，歷代文獻曾遭到幾次「厄運」，而《隋志》著錄尚有如此數量的史書，足可說明史籍之豐富。同時，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史書的品種、類別明顯增多。南朝梁人阮孝緒撰目錄書《七錄》，其《記傳錄》分「眾史」為12類：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史、鬼神、土地、譜狀、簿錄。在此基礎上，《隋志》史部分史書為13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這種分類，近於合理，從而大致確定了中古時期史書分類的原則和方法。此後不久，劉知幾以「正史」跟「偏記小說」相對待，認為「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他說的「近古」主要是指魏晉南北朝時期。他把「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別」概括為10類：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16]這些事實說明，在公元7世紀前後，中國史書的積累已極繁富，必須做如此細緻的分類。

  《隋志》史部的分類，是以史書的內容和「體制」（即體裁）相結合為劃分原則的。正史，皆《史》《漢》之體，即紀傳體。古史，「多依《春秋》之體」，《新唐書·藝文志》即稱編年類。雜史，「體制不經」，所記「大抵皆帝王之事」，《宋史·藝文志》稱別史類。霸史，特指十六國各國之記注。起居注，是指「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之書；《新唐書·藝文志》以歷朝實錄、詔令，亦附於起居注類。舊事，是關於政治活動中的「品式章程」的記錄，《新唐書·藝文志》稱為故事類。職官，是記「官曹名品」之書。儀注、刑法，是關於典禮、刑法制度之書。雜傳，是關於世俗、佛、道各種人物的傳記。地理，是記全國州郡、山川、物產、交通、習俗之書。譜系，是關于氏姓之書。簿錄，是關於文獻目錄、流別之書。劉知幾曾概括中國古代史書源於「六家」而重於「二體」。六家，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和《漢書》家；二體，是編年體和紀傳體。體裁是史書的外部形式。在劉知幾時代，史書已有多種形式存在，但都不如編年體、紀傳體為史家所青睞。劉知幾撰《史通》，確立了史評體的規模。此後，在中晚唐，有典制體、會要體的崛起；在宋代，有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的創立；在明清，有學案、圖表、史論的發展。中國古代史書以其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表現形式，全面地、連貫地反映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這在世界各國的古代、中世紀史學上是罕見的，以至於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中，專寫一節「中國歷史編纂法簡述」。他寫道：

  也許不用多說，中國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資料比任何其他東方國家、也確實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要豐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還是很不確切的。中國則是全世界最偉大的有編纂歷史傳統的國家之一。關於某一事件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中國往往不僅可以確定它的年份，而且還可以確定月份，甚至日期……儘管各個朝代的官職和名稱不斷變化……但都設有史官專門記載不久前發生的和當時發生的事件，最後編成完整的朝代史。這些史書所表現的客觀性和不偏不倚的態度，最近曾有德效騫與修中誠加以讚揚和描述。[17]

  這實在是中國史學的驕傲，無疑也是世界史學的瑰寶。

  還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史書之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是辯證的關係。一方面，史家對史書體裁的選擇是出於主觀上的要求，這種要求反映了史家對歷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例如，司馬遷、班固都說明了他們何以要選擇紀傳體這種形式。另一方面，從客觀上說，內容則往往決定了形式。例如，歷代「正史」大多記一代之全史，所以都採用紀傳體形式，否則不能寫出治亂得失、典章制度、眾多人物。但內容決定形式也不是絕對的。中國古代史書，有大致相同的內容而採用了兩種以上的表現形式。例如，宋代史家寫出了四部不同體裁的通史：《資治通鑑》，編年體；《通鑑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體；《資治通鑑綱目》，綱目體；《通志》，紀傳體。許多皇朝史撰述，都有類似情況。這是一層辯證關係。還有一層辯證關係，是隨著歷史的前進，社會生活愈益豐富，史家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更加充實，便不斷尋求創造新的體裁的途徑；而社會對於歷史知識、智慧的需要，又刺激了史家這種創新的欲望。紀傳體的創立，宋以後紀事本末體和會要體的盛行，都說明了這一點。同時，較早被史家創立起來的體裁，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以編年體來說，《左傳》比《春秋》更豐富，《漢紀》在嚴謹性上超過了《左傳》，《後漢紀》擴大了編年體史書記述的容量，而《資治通鑑》則把這一體裁發展到更完備的階段。可見，舊有的形式通過自身的不斷發展，又會反轉過來更好地表現歷史的內容。

  中國古代史書之內容與形式的這種辯證關係，推動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使它呈現出多品種、多樣式、多層次的絢麗景象，也使它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