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恢廓的歷史視野和鮮明的時代精神

2024-08-14 18:26:47 作者: 瞿林東

  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歷史視野。這種氣勢和規模,從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已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還是承認《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10],肯定「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11]是其所長。司馬遷的歷史視野,不論在時間方面還是在空間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開「會通之道」的先河。劉知幾稱讚《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興。皇朝史的歷史視野因受皇朝興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樣遼遠,但也頗具恢宏氣象。例如,《漢書》記西漢230年歷史,「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即所謂「敘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姓,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這麼廣闊的內容,史家若無恢廓的歷史視野,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馬遷以後,杜佑、司馬光、鄭樵、馬端臨等,以不同形式的歷史撰述,發展了「會通之旨」,他們的論述均顯示出恢廓的歷史視野。自《漢書》以下,《續漢書》《宋書》《魏書》、唐修《晉書》、「五代史」及《五代史志》等,也都在相當的程度上展現了史家遼遠的視野。對中國古代史家的這種傳統,《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已做了概括。其史部大序說: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

  這裡所說的,除了對史官(尤其是兩漢以後的史官)在政治職能方面的直接作用有所誇大外,關於史官在歷史視野和知識領域方面的概括,大抵是符合實際情形的,其中所說的「博聞強識」「疏通知遠」,是跟史家的歷史視野直接相關的。唐初史家從《禮記》的《曲禮》《經解》中引出這兩句話來概括史家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視野,這固然是對於古老傳統的總結,同時也反映出史家在這方面的自覺意識的增強。

  中國古代史家有恢廓的歷史視野,固然是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歷史視野並不僅僅是對於過往歷史的追尋和記述。史家對歷史的觀察和思考,往往都是出於時代的啟迪、激勵和需要,從而使這種觀察、思考、撰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因此,中國古代史學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這是它的又一個優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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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學上看,這種時代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通過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來,而其共同點則在於:優秀的史家大多是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提出那個時代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或是反映那個時代人們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對於重大歷史問題的理解。中國最早的編年史《春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尊「王道」,一是重人事。大致說來,尊「王道」反映了孔子思想傾向中保守的方面。而重人事,則是人們在歷史活動中從精神上擺脫「上帝」「天命」「神」的羈絆而開始認識自身的力量和作用的反映,是人們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偉大進步的反映。這後一點,正是春秋時期一個突出的時代特點。秦的興盛、驟亡和漢的繼起,震動了當時的社會。儒生陸賈對劉邦說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名言,可謂一字千鈞,提出了漢初政治上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後來陸賈奉命撰《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14]。《新語》所闡述的是秦何以亡、漢何以興的問題,同時也提出了「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的歷史經驗。漢初確立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與此有很大關係。《新語》這部史論兼政論著作,突出地反映了漢初的時代特點。而真正從豐富的歷史事件和眾多的歷史人物活動中,總結秦亡、漢興歷史經驗的,還是由司馬遷的《史記》完成的。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又提出了漢武帝統治時所面臨的新問題,這使《史記》具有更鮮明的時代精神。與此相似的,是唐初史家的活動。而唐初的歷史撰述表現出對於多民族歷史之處理上的進步,正反映了多民族國家之歷史進程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時代精神。其他如杜佑在「安史之亂」後著手撰《通典》,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大致與王安石變法同時,南宋史家對當代史撰述的高度責任感和突出成就,直至明清之際批判性史論的發展,都可以說史家們是面對時代而思考歷史、撰寫歷史。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一個很重要的優良傳統。

  有—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史家只注重於「微觀研究」,只注重於「政治史」撰述;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史家多注重於向後看,言必稱三代。我認為,這兩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們比較全面地考察中國古代那些有代表性的史家的思想和視野,考察那些有代表性的歷史著作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內容,以及這些著作產生的社會條件和思想動因,就會發現這兩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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