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的歷史意識

  中華民族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識的民族。從《尚書·召誥》說的「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到龔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1]，這種歷史意識從古代一直貫穿到近代，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古代史學歷數千年而綿延不絕，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觀、史法不斷進步，正是這種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識之民族特點的反映。

  西方思想史、科學史上，有兩位名聲顯赫的學者驚嘆於中華民族所具有的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一位是黑格爾，他說：「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另一位是李約瑟，他在論到司馬遷關於商代歷史的撰述時寫道：

  一般認為，司馬遷不可能擁有足夠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來寫歷史。可是，當人們從無可爭辯的真跡——安陽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個帝王中的二十三個帝王的名字時……大家可以想像，許多人該是何等地驚異。由此可見，司馬遷一定擁有相當可靠的史料。這一事實再一次說明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也說明對商代是完全應予承認的。[3]

  他們是從世界各民族的特點和「中國人」這個整體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通過史學的發展，反映在歷史觀點上的成就，首先，是認識到歷史、現實、未來的聯繫，如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4]。其次，是承認歷史是變化的，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引史墨說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變」成為史家追求的目標之一。再次，是肯定歷史在變化中的進步，如杜佑論分封、郡縣利弊，認為「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5]；論民族風尚，認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6]；論人材，認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7]，等等，反映出鮮明的歷史進化思想。最後，是最突出的一點，即認為歷史可以為現實提供借鑑，如司馬光所說「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8]。這些歷史觀點，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歷史觀點，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每一個方面都有豐富的積累。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產生於人們的社會歷史實踐活動，同時又反轉過來影響著人們的社會歷史實踐活動。秦孝公時關於變法的辯論，漢初關於秦亡、漢興的總結，以及後來關於鹽鐵的辯論，唐初關於秦、隋興亡比較的探討，以及關於嚴刑罰、行教化的辯論和關於分封的辯論，都直接影響到當時政治上的重大決策。恰如唐太宗所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9]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對於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歷史認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周邊少數民族入史始於司馬遷著《史記》，此後成為「正史」撰述的傳統。北朝雄踞北方百餘年而自稱「中國」，唐初以北朝所撰國史為「正史」之一，以十六國史為「載記」寫入《晉書》，於新撰南北朝史書中刪除舊史所謂「索虜」「島夷」的稱謂，大力稱頌「胡、越一家」，「天下一家」，唐太宗獲得「天可汗」的崇高稱號。遼、金皇朝大力翻譯漢族史籍為本民族文字，其君臣在政治活動中以文、武、周公、文、景、唐太宗、玄宗為楷模，科舉考試中以「十七史」為重要內容。元修宋、遼、金三史，皆列為「正史」，等等。在這裡，深刻的歷史意識表現為大原則上的共同的歷史心理和歷史價值觀。這是中華民族之凝聚力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淵源。

  

  從史學的觀點來看，中華民族的深刻的歷史意識，正是中國古代史學優良傳統的核心。討論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自應首先認識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