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觀念與文化認同

  孔子以「禮」來劃分民族間的界限，固然出於對周禮的崇敬，如其所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11]他認為諸夷同諸華的最大區別，在於諸夷在文化上落後，沒有如同周禮那樣被他視為完美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高度評價管仲相桓公成就霸業：「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12]在孔子看來，夷狄的披髮左衽是無法接受的。

  但是，在劇烈的歷史變動中，孔子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孔子向遠方小國國君問學後發表感慨，反映出了他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史載郯子朝聘於魯，魯昭公問及少皞氏以鳥名官之事，郯子對答如流。於是孔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13]其實，郯子並非夷狄君長，只是地處偏遠，與夷雜居而已。從孔子的問學以及他所發出的感慨，可以得到以下認識。第一，在最遵循周禮、文化素養最高的魯國，人們對於有關少皞氏等有關傳說已不甚了解，而處在偏遠地區的郯子卻清晰地娓娓道來，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不可理解的現象，說明文化在傳承和擴散過程中會出現人們始料不及的情況。第二，郯子的談話，涉及多方面的歷史傳說，可以視為有關文化認同的一次有力的闡述。第三，孔子具有好學的精神，即使對來自偏遠地區的郯子，也虛心求教。第四，問學之後，孔子感慨地認為，人們通常所說「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的話，原本是真實可信的，由此引申出一個令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文化的傳播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受民族的局限，即使居於夷地的小國之君，同樣可以熟悉古代的典制。綜而言之，孔子的這種民族觀和文化觀，同他執著於周禮是完全吻合的。正因為如此，孔子才產生了「欲居九夷」[14]的打算，並強調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5]這充分顯示出孔子華夷觀的真誠。

  關於郯子回答魯昭公所問少皞氏以鳥名官等問題，反映了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中的一種現象。還有一種現象是諸華或諸夏文化在傳承和傳播過程中有些已被諸戎、諸夷所接受，成為其思想觀念的重要方面，由此而影響到民族觀念的變化。譬如，在「詩言志」的時代，《詩》，即後人所說的《詩經》，往往被士人尤其是貴族們所徵引，用以表達某種思想觀念的傾向。

  這裡，我們還是從一個饒有興味的歷史事件談起。周靈王十三年（前559年），晉國執政大夫范宣子（士匄）與一些諸侯國的代表將有一次集會。會前，范宣子表示要拒絕姜戎首領駒支與會，因而同駒支發生激烈的爭論。雙方在爭論中涉及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從而透露出重要的歷史信息，也反映出相關的民族觀念。在爭論中，戎子駒支歷數晉與姜戎在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尤其是姜戎對晉國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最後表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並且「賦《青蠅》而退」。事情的結局是，終於使「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16]。駒支的這一篇辯詞，至少提出了三個方面的重要歷史事實。

  第一，羌戎和晉國的密切關係，已近百年，晉國在政治上的稱霸和經濟上的開發，都有羌戎的參與，是為當時民族融合的典型事例之一。第二，晉惠公認為，「諸戎，是四岳之裔胄」。而四岳本堯時方伯，姜姓。[17]這一方面反映了晉惠公進步的華夷觀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駒支所代表的「諸戎」與「諸華」「諸夏」的歷史認同。第三，這是最有震撼力的一點，即駒支在振振有詞地回顧了晉國與姜戎的關係史後，帶有幾分憂慮和幾分大度地賦《青蠅》而退，剩下的事情就看范宣子怎樣處理了。《青蠅》是《詩經·小雅》中的一首詩，一首刺譏統治者的詩，大意是統治者聽信讒言、害人禍國。全詩斥責統治者親近小人，認為他們不再是平易近人的君子。舊說認為此詩是刺譏周幽王的詩，也有人說是諷刺周王之詩，不必專指周幽王。

  值得注意的是，駒支在辯詞中，一次使用「諸戎」的稱謂，七次用了「我諸戎」的自稱，這一方面說明他的民族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他不只是在為自己辯護，甚至也不只是在為姜戎辯護，而是在為「諸戎」做辯護。這辯護的基礎是歷史事實，而辯護的指導思想就是《詩經·小雅·青蠅》。

  這件事情說明，西周以來的《詩》不僅在「諸華」「諸夏」的範圍內有廣泛的影響，以至於在許多場合貴族們、士人們都要引《詩》明志。而且在「諸戎」中間，儘管有「言語不達」的障礙，但像駒支這樣的人物，還是比較熟悉華夏文化的，並在思想上、心理上有所認同。

  戰國、秦漢間的「解經」者，在民族觀上有專以「中國」與「夷狄」相對待而言的觀點，這主要見於《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和《禮記》等書。而「解經」所說的「中國」，其實是指春秋時期「諸華」「諸夏」的總稱。[18]從《公羊傳》《穀梁傳》來看，這主要反映了作者們的義例思想，但這種義例思想同民族觀念是有密切關係的。[19]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傳》《穀梁傳》的義例中頻頻顯「中國」與「夷狄」相對待而言的做法中，表明在其民族觀中，「中國」與「夷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即稱「中國」是相對於「夷狄」而言，說「夷狄」是相對於「中國」而言。是否可以認為，這正是後來「大一統」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呢？

  

  但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這種「中國」與「夷狄」相對待而視之的思想，反映在民族觀念中的另外兩個特點上。第一，「中國」與「夷狄」應當和善相處。《穀梁傳·襄公三十年》記：「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20]春秋時期，「中國」，即「諸華」與「夷狄」共同參與的會盟很多，但這裡所肯定的是「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當然，在當時，這種「中國」與「夷狄」應和善相待、和善相處的民族觀並不占據主流地位，但它反映出了民族觀念中一種積極傾向。第二，「中國」與「夷狄」的差別，主要界限是視其是否嚴格遵循周禮。《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記，針對吳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一事，寫道：「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21]當時吳國被視為「夷狄」，故不可使其居於「主」位；而蔡、陳這些「諸華」之國不尊周王室、不循禮制，故也不可使其居於「主」位。我們要十分注意的是「中國亦新夷狄也」這句話，它表明：原本是屬於「中國」，即「諸華」或「諸夏」者，因其不遵循禮制，亦當視作「夷狄」。這裡反映出來的民族觀念，可與孔子說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以及「子欲居九夷」等言行互相發明，作為相同性質的民族觀念看待。以上兩點，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時民族觀念中積極因素的多種表現形式。

  戰國、秦漢之際，還有一種民族觀念，這就是《禮記·王制》所說的中國、夷、蠻、戎、狄為「五方之民」。它所反映出來的民族觀念，頗有可關注之處，即將中國、夷、蠻、戎、狄置於相同的位置上予以表述。這種觀念，在其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中，越發顯示出它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