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諸華」和「諸戎」

  先秦文獻記錄了大量的民族活動。殷、周之際，武王伐紂，有許多部族參與其役。《尚書·牧誓》所記參與其役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部族，是當時很活躍的部族，有的部族在其後的歷史中還繼續產生重大的影響。

  《詩經》中不少詩篇也涉及民族間的交往，而以夷族最為突出。[1]

  《左傳》一書記載各族間的戰爭和會盟，反映了春秋時期各族的鬥爭、融合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2]如果說各族間的頻繁的衝突打破了它們之間的地域界限，為各族間的交往、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的話，那麼各族間的一些重要會盟則為這種交往、融合創造了現實的條件。此類會盟，或是交往的形式，或是修好的標誌，或是「復修舊好」的一個環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殷商到西周，古代部族的名稱很多，也不斷發展變化。到了春秋時期，籠統地說，主要是處於中原地區的「諸華」或「諸夏」與周邊「諸戎」或「夷狄」「戎狄」、蠻夷戎狄之間的頻繁活動。這些古代民族或部族的統稱，見於《左傳》甚多。[3]關於蠻、夷、戎、狄的分支及其分布，非常複雜。《爾雅·釋天》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注云：「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其實，這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各族的實際分布狀況，不可能如此整齊劃一。顧頡剛認為：「戰國以下的人總喜歡把『夷、蠻、戎、狄』四名分配『東、南、西、北』四方……拿『夷、蠻、戎、狄』四名分配到四方，固也可以得其大齊，可是決不能看作有嚴密界限的稱謂。」[4]顧先生所論極是。但為了敘述上的方便，即「得其大齊」，我們姑且還是沿用「戰國以下的人」的說法。

  值得注意的，「歷史的發展使中國各民族多數是雜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響」[5]。春秋時期亦然。是時，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東起山東、江蘇、浙江，西至陝西、寧夏、內蒙古，在這廣袤的大地上，各族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著激烈的鬥爭、頻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聯繫，逐步地走向融合。在如此紛繁複雜的民族、部族的相互關係之中，人們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觀和民族關係觀，其中關於華夷或夷夏的觀念是最突出的表現。

  一種觀念認為，蠻、夷、戎、狄等族與中原各諸侯國不存在血緣上的聯繫，且「不式王命」，故應區別看待。史載：「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6]單襄公受周定王之命批評晉侯使臣鞏朔的一番話，反映了當時在周禮的框架中，對於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對於中原諸侯，「王命伐之，告事而已」。從單襄公的話中可以清晰看出，「獻捷」與「告事」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這就是說，蠻、夷、戎、狄一般不按周禮行事，而「兄弟甥舅」關係的中原各諸侯國或是同姓諸侯國的關係，或是異姓而相互通婚的關係，都按周禮行事。這在當時周王室和各諸侯國中的貴族們占主流地位的夷夏觀或華夷觀。

  另一種觀念認為，「戎狄無親而貪」，不可與之交往。這反映了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貴族對蠻、夷、戎、狄的偏見，而這種偏見自是當時各族在矛盾鬥爭中產生的，帶有明顯的敵對傾向。與此相反，有一種觀念，認為「諸華」應當同戎狄通好，從而起到互補的作用。在春秋時期魏絳「和戎」和晉悼公「復霸」的前前後後，充分地反映出上述兩種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微妙變化。史載山戎族的一支無終的首領嘉父派使臣到晉國，通過晉國大夫魏絳「以請和諸戎」。魏絳向國君晉悼公轉達其意，晉悼公說：「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但魏絳是一個有政治遠見的貴族，他從當時晉國在各諸侯國中的地位和形勢出發，提出了「和戎」的主張，指出：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鑑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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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悼公接受了魏絳「和戎」的建議，「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7]。

  從魏絳的言論來看，他對於「戎狄無親而貪」的觀念並未表示明確的看法，除了說明戎狄的活動特點及可以為晉國所用外，他強調了「以德綏戎」「而用德度」的方針和原則。顯然，魏絳的戎狄觀是比較開明的和有遠見的。儘管他是從晉國的實際利益出發而提出的「和戎」主張，但從當時民族關係的發展來看，這是符合客觀歷史趨勢的戎狄觀。

  正因為如此，從魏絳「和戎」主張的背後，除了晉國的實際利益之外，也透露出「戎狄無親而貪」的觀念在受到某種抵制，而這種抵制是因社會存在的變化而引起的觀念上的變化。這一點，在晉悼公「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8]的過程中，反映得極為突出。魏絳「和戎」後八年，晉悼公同魏絳有一次重要的喜劇性的對話，凸顯了晉悼公在民族觀上的變化。晉悼公時對魏絳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9]在晉悼公看來，「和諸戎狄，以正諸華」這兩件事是密切聯繫的。晉悼公用「如樂之和，無所不諧」來形容「和戎」後的政治形勢，實已表明他的戎狄觀念隨著歷史形勢的變化也發生了變化。而魏絳進而明確地指出，「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也就是說，只有對戎狄採取和好的態度和政策，才可能給晉國帶來福祉，這同他當初說服晉悼公時的思想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魏絳在這裡又提出了「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的見解。這一見解，當不只是就「諸華」而言，自也包含「諸華」同「戎狄」的關係。魏絳還引用「居安思危」的古訓，認為「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和政治胸懷。晉悼公所說的「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說明他對戎狄的看法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春秋時期還有一種華夷觀念，與上述兩種觀念不盡相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裔不謀夏，夷不亂華」[10]。孔子認為，混淆了華、夷的界限，「於神為不詳，於德為衍義，於人為失禮」。孔子的華夷觀念，以「禮」作為衡量的標準，實際上是賦予民族界限以文化的異同為標準。這是他的民族觀的特點，也是他的民族觀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