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內一統」與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觀念
2024-08-14 18:26:33
作者： 瞿林東
春秋戰國時期，從大國爭霸到七雄兼併戰爭，一方面推進了各地區、各民族的聯繫，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和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會的長期動盪，人民無法休養生息。因此，處於戰國中期的孟子提出了天下應當「定於一」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22]的歷史性的命題。秦、漢皇朝的先後建立，實現了「定於一」的歷史形勢。在政治大一統的歷史條件下，史學家的民族觀念有了新的發展，「大一統」出現了多種形式。
統一的政治局面之所以能夠出現，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政論家、史論家賈誼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當時「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23]，從歷史發展上揭示了秦皇朝統一事業得以成功的最深刻的社會原因和主要動力。這些分析的本質是：社會需要統一，人民渴望統一。
歷史形勢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史學家思想發展。這不僅反映在史論家的言論之中，也反映在史學家的著作以及與史學家著作有關的著作之中。《春秋》作為較早的編年史著作，對後世有很大影響。隨著歷史形勢的發展，政治統一局面的出現。人們對《春秋》的解說也在發生變化。例如，《春秋公羊傳》在解釋《春秋》所記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時，強調了「大一統」觀念，這或許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4]的觀念有關；但是，這在更大程度上當是同秦、漢的統一事業相聯繫。[25]
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臨終與司馬遷的談話，反映得十分突出。司馬談強調了從「諸侯相兼」到「海內一統」的歷史變化（《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而這正是他們父子史學事業的歷史背景。這裡所說的「海內一統」比之於《春秋公羊傳》說的「大一統」，具有更具體的歷史內容。
誠然，「海內一統」的歷史觀念，無疑將被反映在司馬遷的《史記》之中，這是他繼承父志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史記》所反映出來的司馬遷的「大一統」思想是極為豐富的。例如，他從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給予「大一統」的極高評價。他寫道：「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26]顯然，只有在「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才有可能「開關梁，馳山澤之禁」，使商業貿易的發展把各地聯繫起來，互通有無，從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同樣，「大一統」觀念在班固《漢書》中也有鮮明的反映。《漢書·敘傳下》中最後一段文字，即「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這內容所反映的正是「大一統」的歷史局面和史學家的「大一統」觀念。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秦漢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促進了人們「大一統」觀念的發展。在史學家這裡，「大一統」觀念大多以歷史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在《史記》《漢書》中有多處記述，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在史學家思想中占有極重要的分量。從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來看，「大一統」觀念的多種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史學家的民族史觀念的發展以及多民族國家歷史觀念的發展。
這裡所說的民族史觀念，主要是指史學家對當時所處時代的民族或部族，與傳說中的遠古時期或上古時期的部族或民族某種聯繫的觀念，同時也指史學家對某一民族的發展、演變歷史的觀念。民族史觀念的發展，一方面由於歷史的發展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使人們對民族史有了新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發展，增強了在歷史進程中的影響，引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大一統的政治局面，要求史學家們對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做出應有的說明。《史記》和《漢書》集中地反映出了兩漢時期史學家的民族史觀念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具有民族史考察的自覺意識。因此，他非常關注民族問題和民族活動地區問題。這在本紀、表、世家、列傳中多有記述。例如，《周本紀》記其先人不窋、公劉事跡：「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27]《秦本紀》說：「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28]《六國年表》說：「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29]後來，秦國的稱霸就是以戎狄之地為其支撐，《秦本紀》這樣說：秦穆公時，「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30]。可見，周、秦之興，都與戎狄有所關聯。
又如《吳太伯世家》記周文王以前有關其氏族之事，從太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荊蠻義之」[31]等記述，聯想「禹興於西羌」、秦自戎地崛起稱霸，都是民族史上極為重要的事件。《楚世家》稱「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其後人「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32]。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時期楚國被各諸侯國視為南蠻落後之地的楚國，其先人亦出於黃帝。此外，在《魏世家》《越王勾踐世家》中都有類似記載。這表明在古代「中國」與「夷狄」在地域上並不是截然分割的，族與族之間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這同樣表明，在司馬遷看來，在民族史上，「諸夏」（或曰「中國」）與「夷狄」存在許多交叉，也發生過不少相互轉化，而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這種交叉與轉化的重要原因。
再如《匈奴列傳》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33]這裡主要講匈奴的淵源，同時也帶講到了其他幾個古代部族。又如《東越列傳》記：「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34]其餘如《大宛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主要是記它們的社會狀況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以上這些記載表明，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確是把民族史的考察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看待的。這種重視民族史的觀念，把自先秦以來史書中關於多民族歷史撰述提高到了自覺的階段。這就是說，從一般地反映多民族歷史內容，到自覺地考察有關民族的歷史淵源，是歷史觀念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於深受司馬遷《史記》的影響，班固《漢書》也撰寫了周邊各民族的傳記，一是《匈奴傳》（上、下），二是《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三是《西域傳》（上、下）。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中國史學上，早期的民族觀和民族史觀，都有一個發展過程。一般說來，民族觀的發展趨勢是從對立走向緩和，從相異走向相近；民族史觀的發展趨勢是從不自覺走向自覺，從單一的族源考察走向綜合的族源考察。正是有了這樣的發展，當出現秦漢大一統政治局面之時，史學家也就有可能撰寫出反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巨著，這就是《史記》和《漢書》。
[2] 僅就會盟來看，較重要的有：周平王五十年（前721年），魯隱公「會戎於潛」，「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左傳·隱公二年》）。周桓王十年（前710年），魯桓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左傳·桓公二年》）。周襄王三年（前649年），「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左傳·僖公十二年》）。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衛人及狄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年），魯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左傳·文公八年》）。周定王六年（前601年），「白狄及晉平」（《左傳·宣公八年》）。周定王九年（前598年），「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會於欑函」（《左傳·宣公十一年》）。周靈王九年（前569年），晉悼公「使魏絳盟諸戎」（《左傳·襄公四年》）。周景王七年（前538年），眾諸侯與淮夷「會於申」（《左傳·昭公四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楚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左傳·哀公十九年》），等等。
[3] 如《左傳·閔公二年》：「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襄公四年》：「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左傳·襄公十一年》：「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左傳·成公二年》：「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等等。
[4] 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5] 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頁。
[6] 《左傳·成公二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第809頁。
[7] 《左傳·襄公四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39頁。
[8] 《國語》卷十三「魏絳諫悼公伐諸戎」，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1頁。
[9] 《左傳·襄公十一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93頁。
[10] 《左傳·定公十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78頁。楊伯峻注引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華以外的人。」按：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其意亦近是。
[11] 《論語·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12] 《論語·憲問》，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1頁。
[13] 《左傳·昭公十七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89頁。
[14] 楊伯峻注引前人之說，認為「所謂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云云。按：此說固然可以說通，但所謂「夷」，即使不是指夷狄之人，亦可指夷地而言。
[15] 《論語·子罕》，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1頁。
[16] 《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07頁。
[17] 參見《春秋左氏傳》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8] 參見《左傳·成公七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32頁。
[19] 參見《春秋公羊傳》卷十六「宣公十五年」、《春秋穀梁傳》卷十八「成公十二年」、《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定公四年」、《春秋穀梁傳》卷十九「定公四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0] 《春秋穀梁傳》卷十五「襄公三十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32頁。
[21]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四「昭公二十三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27頁。
[22]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2頁。
[23]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3頁。
[24] 《詩經》卷五《小雅·北山》，周振甫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35頁。
[25] 近人傅隸朴指出：「公羊釋元年與春，都無甚異義，至謂王者『謂文王也』，實屬錯誤，古者天子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但周之建國始於武王，夫子稱文王之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終，生前未嘗稱王，何能改正朔？公羊徒見周廟昭穆，自文武始，而以周正為文王之正，殊為無知。」（傅隸朴：《春秋三傳比義》（上），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4頁）傅著所作辨析，從歷史事實上講是完全正確的。武王伐紂之前，殷未滅，正朔未改，自無疑義。《公羊傳》之誤，當是定論。《公羊傳》本為解經之書，重在闡說「《春秋》大義」，故時有與歷史事實不合者。此處意在尊周，尊周就要講文、武、周公，以致陷於「殊為無知」之境。本文引用這一段話，意在強調「大一統」觀念提出的重要意義。
[26]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61頁。
[27]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2頁。
[28] 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3頁。
[29]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85頁。
[30] 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頁。
[31]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5頁。
[32]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90頁。
[3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79頁。
[3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