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的提出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在司馬遷、班固所奠定的基礎上，中國史學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時期的史學理論，已不限於提出來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新的探討，而且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這是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時期。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唐初政治家關於史學的言論、《晉書》卷82有關史家的傳記、《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等，都是反映這個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劉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論，標誌著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里程碑。

  《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記·太史公自序》以後較早的評論史學的專篇。它認為史書具有使人們「居今識古」「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的作用，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它認為在歷史編纂上最難處理的是對於史事的「總會」和「詮配」，並強調「述遠」而不致「誣矯」「記近」，應杜絕「回邪」，以存信史為貴。《晉書》卷82記載了陳壽等兩晉時期12個史家的傳記，實際上是關於史家的類傳。本卷後論說：「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這不是評論一部史書或一個史家，而是從理論上說明「史臣」的政治作用和社會作用。這反映了唐初史家對於「史臣」群體的歷史地位的重視，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一個朝代的史家活動的歷史的重視。這兩點都表明：從歷史活動來看，史家成為考察和撰述的對象之一，是史學在社會生活中日益為人們所重視的結果；從史學活動來看，對於「史家」群體的研究和評論，正是史學活動主體對於自身歷史的反省。《晉書》卷82在這方面是一個開端。其贊語的最後一句話是：「咸被簡冊，共傳遙祀。」這是既涉及歷史又涉及史學的、意味深長的一句話。《隋書·經籍志》史部在史學發展上有重大貢獻。從史學理論來看，它的貢獻在於：第一，它把史書分成13個類別，從而對歷史撰述的範圍提出了明確的界說。這13類的名稱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第二，《隋志》的歷史文獻分類思想具有力圖反映史書之時代特徵的自覺意識，這在霸史、雜傳、譜系等類尤為突出。第三，它對史官所應具備的知識和所承擔的職責做了簡明的概括，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9]《隋志》還考察了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做了簡要的評價，這在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魏徵、令狐德棻、朱敬則等唐初政治家和史學家，關於史學有豐富的言論，也提出了一些理論上的認識。首先，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視史學對於政治統治的重要作用。唐高祖《修六代史詔》說：「經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講到他自己閱讀史籍的收穫和認識，認為：「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指出，歷代史書「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10]。可以認為，「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跟當時的史學是有密切關係的。其次，重視對於史官的嚴格挑選。朱敬則《請擇史官表》說：「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11]根據他的提議，唐高宗有《簡擇史官詔》，指出：「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貞白、業量該通，讜正有聞，方堪此任。」[12]對史官的德行、學識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後來有「史德」的說法，其實這裡講的「操履貞白」「讜正有聞」就包含了對「史德」的要求。這些認識，在政治上和史學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對推動史學理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意義。

  這個時期，史學家在史學理論上提出的問題還有：其一，關於史書體例的認識。杜預的《春秋左氏傳序》，對史書體例思想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其二，關於歷史評論的認識。范曄提出了「精意深旨」「筆勢縱放」的要求，並認為史論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的作用。其三，批評意識進一步加強，提出了一些史學批評原則。《文心雕龍·史傳》篇提出了「詳實」「准當」「激抗難征」「疏闊寡要」「文質辨洽」「審正得序」「約舉為能」，等等，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唐太宗《修晉書詔》批評諸家晉史「才非良史，事虧實錄」，或「煩而寡要」，或「滋味同於畫餅」，或「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等。顏師古《漢書敘例》對「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等弊端，也多有批評，主張注史「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的原則。

  這時期，反映在史學方法上主要有：其一，比較的方法。如張輔、范曄之論馬、班優劣。[13]其二，連類列舉的方法。袁宏《後漢紀序》說：「言行趣舍，各以類書。」這種方法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在歷史編纂方法論上是有意義的。其三，考異的方法。裴松之注《三國志》，「務在周悉」，但並非盲目以「博」為目的。他注意到區別補闕、存異、懲妄，論辯等不同情況，較早提出了考異的方法論。[14]

  以上這些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新進展，為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的提出準備了條件。劉知幾《史通》一書是我國古代史學中第一部以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的理論著作。這部史學理論著作貫穿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應當被看作一部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原為52篇，佚3篇，今存49篇，凡20卷。前10卷為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有關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輯、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以及史學功用等，其中以評論紀傳體史書的各種體例居多。後10卷為外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並略申作者對於歷史的見解。劉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辨其指歸」，又「多譏往哲，喜述前非」[15]。他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關於史書內容的範圍。《書事》篇引用荀悅「立典有五志」的論點，即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為史書內容的範圍。又引用干寶對於「五志」的闡釋，即體國經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權、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文誥專對之辭、才力技藝殊異等。劉知幾認為：「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同時，他又認為，要使書事沒有「遺恨」，還必須增加「三科」，即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五志」加上「三科」，「則史氏所載，庶幾無缺」。這裡所說的史書內容範圍的問題，實質上已觸及史家主觀意識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觀歷史的問題了。

  第二，關於撰史原則。《采撰》篇一方面主張要慎於「史文有闕」的問題，一方面也強調「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劉知幾肯定魏晉南北朝以來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長，實廣聞見」，但也產生了「苟出異端，虛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誡人們：「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雜述》篇還說：「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慎於采撰，根本的問題是要辨別什麼是歷史事實，這是劉知幾論撰史原則的核心。

  

  第三，關於史書的體裁、體例。《史通》以精闢地論述史書體裁、體例而享有盛譽。《序例》篇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這是指出史書體例本是史家反映歷史見解的一種形式。劉知幾推崇《春秋》《左傳》、范曄《後漢書》、蕭子顯《南齊書》的體例思想；而他的新貢獻是提出了「諸史之作，不恆厥體」的理論，並通過《六家》《二體》《雜述》等篇，對史書體裁做了總體上的把握，論述了紀傳體史書的各種體例。

  第四，關於史書的文字表述。《敘事》篇較早地從審美意識提出了這個問題，「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簡要」是「美」與「工」的基本要求，主張「用晦」，認為：「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還提出史書文字表述應採用「當時口語」，「從實而書」，以不失「天然」。同時，他也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和「體兼賦頌，詞類俳優」的文風，反對「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關於史家作史態度。《直書》《曲筆》兩篇提出了「直書」「曲筆」兩個範疇，並做了理論上的說明，認為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學上的反映。從劉知幾所揭示出來的「直書」與「曲筆」對立的種種情況，說明它們的出現不僅有撰史者個人德行上的迥異，也有社會的原因，如皇朝的更替、政權的對峙、等級的界限、民族的隔閡等。劉知幾認為，直書才有「實錄」，曲筆導致「誣書」，它們的對立從根本上決定了史書的價值和命運。

  第六，關於史學的功用。《史通》講史學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書》《曲筆》《自敘》《史官建置》等。《辨職》篇尤為集中，提出了史學功用的三種情況：「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劉知幾對於這三種情況的劃分，明確地顯示出他的史學價值觀。

  以上這幾個方面，是從史學工作的內在邏輯聯繫分析了《史通》一書所提出來的史學批評理論體系。儘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這個體系來編次的，但這個體系卻包含在全書當中。它標誌著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學發展的新階段。同這個理論體系相表里的，是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他提出了史才、史學、史識，即「史才三長」這三個範疇，闡釋了它們各自的內涵和相互間的關係[16]，是史學家自我意識的新的發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華。從整體來看，劉知幾在史學理論發展上所達到的高度，的確是前無古人的。《史通》寫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這在世界史學史上，大概也是無與倫比的。

  這個時期在史學理論發展上還值得提到的，主要有皇甫湜和柳宗元。皇甫湜的《編年紀傳論》一文，是對東晉以來編年、紀傳孰優孰劣數百年之爭的總結。他指出：「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辨，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17]這反映了古代史家在理論上對史書體裁認識的成熟。柳宗元的《非國語》和《與韓愈論史官書》，也都是史學理論方面的重要文獻。《非國語》67篇，是一部史學批評專書。它主要從歷史觀點上，批評了《國語》在天人關係、歷史進程中的因果關係、歷史評價標準以及史家書法等問題上的錯誤。[18]在這以前，對一部史書從歷史觀點上做這樣嚴峻的批評，還沒有先例。這反映了史學批評的發展。《與韓愈論史官書》指出了史家應具有堅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責任感，這就是「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和「孜孜不敢怠」[19]的精神。這是繼《隋志》史部總序、朱敬則《請擇史官表》、唐高宗《簡擇史官詔》、劉知幾「史才三長」說關於史家的評論之後，又一個重要的補充，反映了對於史學主體認識上的新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