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從史學意識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

  從春秋、戰國之際到秦漢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逐步產生了。其標誌是《春秋》《左傳》和《史記》等書所反映出來的對於史學的認識。從《春秋》和《左傳》來看，它們的作者已經有了明確的史學意識；從《史記》來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馬遷的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可以被看作古代史學理論產生階段的主要特點。

  《春秋》在史學意識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屬辭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例如，《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時、月、日的順序排比史事，是編年紀事的概括性說法。「屬辭」，是指在表述史事時講求遣詞造句，注重文辭的錘鍊。「屬辭比事而不亂」，所謂「不亂」，除了編年紀事這種體裁之外，還包含了「屬辭」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在史事和時間的關係的處理上，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1]，逐年編次。《春秋》以記魯史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國在這一時期的大事，這就要求匯集、編次同一段時間裡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史事。這是「比事」中對史事和空間之關係的處理。「比事」，還有一層含義，是對諸多史事比其大小、輕重而有所取捨、詳略，以便用較少的文字表達出較多的歷史情況和論斷。這就是所謂的「約其文辭而指博」。春秋時期，史事頭緒紛繁，《春秋》的比事在對史事處理、史書編撰上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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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的「屬辭」，首先也是有一定的體例上的要求。同是記戰爭，有伐、侵、入、戰、圍、救、取、執、潰、滅、敗等不同的寫法。同是記殺人，有殺、弒、盡殺、誘殺、殲等不同的寫法。同是記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寫法。《春秋》的「屬辭」，還有綴輯文辭上的要求，即對於言辭、文采的重視。孔子重視言辭、文采的運用及其在社會實踐中的效果，尤其重視對文辭的斟酌，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2]司馬遷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3]這反映了孔子對歷史撰述在文辭要求上的嚴肅態度。《左傳》作者概括《春秋》在這方面的成就，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4]後來《左傳》《史記》都繼承發展了《春秋》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從流傳下來的遠古傳說里，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很早就有了歷史意識。從歷史意識的產生、發展到史學意識的產生，其間經歷了漫長的年代。至遲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時期，周王朝和許多諸侯國都已經有了國史，這是當時貴族社會歷史意識的反映。不過這些國史後來都失傳了，我們很難推斷當時人們在史學意識方面的情況。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顯然已經有了明確的史學意識。這除了上文所說的以外，還有兩點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孔子對於歷史文獻的認識。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5]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對於歷史文獻的重視，講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歷史文獻為根據，這無疑是史學上的一個基本原則。作為史學家和文獻整理者，孔子的這個認識和他的學術實踐，對後來史學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第二是孔子對於歷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孟子這樣說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6]這裡說的「義」，是褒貶之義，即對於史事的認識和評價。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於指陳歷史形勢，對歷史趨勢做出判論，顯示出了相當深刻的歷史見解。而從歷史撰述上，即從史學上明確提出「義」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這對後來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可以認為，孔子是中國史學上第一位具有明確的史學意識的人。

  《左傳》的史學意識，一方面，表現在上文所引它對《春秋》文辭的稱讚；另一方面，表現在它十分關注史官記事的態度。《左傳·宣公二年》通過記載晉靈公被殺、太史董狐對此事的記述及其與趙盾的辯論，然後借孔子的話，稱讚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突出了董狐堅持如實記事的原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齊國崔杼派人殺死國君莊公之事後，寫道：「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作者對於這一史事未做評論，但聯繫宣公二年所記，這是非常鮮明地在稱頌齊國太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職的精神。所謂「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為中國史學上秉筆直書優良傳統的先聲和楷模，同《左傳》的史學意識及有關的記載是密切相關的。

  《左傳》的史學意識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表明中國古代史學此時已開始滋生史學批評的思想。孔子對董狐的評論，《左傳》對《春秋》的評論和對史官恪守職責、秉筆直書精神的稱道，說明古代史學批評從開始滋生之時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傳》成書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學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見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及「事」「文」「義」的說法，指出了政治形勢和史書編寫之間的聯繫，即涉及歷史進程和史學發展的關係；指出了歷史編撰所包含的事、文、義三個基本方面，並用孔子的話強調了「義」的重要。孟子關於歷史進程和史學發展的關係的思想，包含著史學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的認識，即認為《詩》代表一個時代，這就是「王者之跡」；《春秋》代表另一個時代，這就是齊桓、晉文之世。他概括了史書應當包含事、文、義三個方面，而又不把它們做同等的看待，突出了「義」的地位，這實際上是提出了史學上的三個重要範疇及對其相互關係的認識。他的這些見解，在中國史學上都是很重要的。孟子在史學方面的見解，還突出反映在他明確地提出了有關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還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一段話，包含的思想很豐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會環境；二是從「孔子懼，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確的社會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學的社會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關於史學和社會關係的認識，在先秦時期的史學上是有代表性的，對以後也有深刻的影響。

  先秦時期，從《春秋》和孔子言論，以及《左傳》和孟子言論中，可以看到人們的史學意識具有鮮明的特點和豐富的內涵。我們可以把它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重視史書的結構和文辭；其二，重視史家對於史事的評價；其三，推崇「書法不隱」的秉筆直書精神；其四，提出史學發展同歷史發展之間關係的認識；其五，關於歷史撰述的社會條件、社會目的和社會作用的認識；其六，提出了事、文、義，史學上的三個範疇，等等。這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漢時期，古代史家的歷史意識進一步增強了。司馬談臨終前同其子司馬遷那一番激動人心的談話，正是這種強烈的歷史意識的生動寫照。不僅如此，《史記》一書還洋溢著司馬遷的一種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是先秦時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層次的史學意識。所謂史學發展意識，它不只是涉及有關史學的某些方面的認識，而且將史學視為史學家們不應為之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神聖事業。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鈞地寫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小子何敢讓焉」，這是把「紹明世」「繼《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業聯繫起來，認為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呢。在司馬遷看來，「《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見，所謂「繼《春秋》」，確乎神聖的事業。司馬遷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可謂鮮明而又強烈。

  司馬遷的這種史學發展意識產生了偉大的成果，即寫出了《史記》（他自稱為《太史公書》）。他說：《太史公書》「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8]。這是他的史學發展意識在實踐上的要求，即把繼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結合起來，作為努力的目標。從廣泛的意義上看，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不僅僅是指《史記》說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說的。戰國時期有諸子百家而「史記放絕」，司馬遷要改變這種狀況，他要使歷史撰述也成為一「家」。這在史學發展上，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

  從孔子到司馬遷，古代史家的史學意識不斷滋生、發展，提出了許多史學理論上的重要問題，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莊嚴目標。中國史學走完了它的童年時代開始成熟起來，史學理論的產生是這一發展過程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