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時與勢

  「時」與「勢」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也是很重要的。《周易·彖上·賁》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表明「時」與「天文」有關。這裡說的「時」，當是四季時序之意。《周易·彖下·恆》稱：「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意謂「四時」之「時」的變動性、恆久性及其對於天地萬物的意義。《周易·彖下·革》又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是把「時」與人事聯繫起來，指出「時」對於後者的重要。《周易·彖下·豐》又說：「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這是進一步說明「時」對於人事的重要。史學家吸取了《周易》關於「時」的觀念，並運用於歷史撰述、歷史解釋之中。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他很看重人的活動與「時」的關係，意在讚頌那些「不失時」的歷史人物。魏徵主編《隋書》並作史論，稱讚隋初開國功臣李圓通、來護兒等人時指出：「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27]這就是說，傑出人物的出現，除了自身的條件外，「遇其時」乃是重要的客觀條件。這些都表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十分關心具體的歷史時機。

  「勢」，是司馬遷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司馬遷在解釋事物變化原因時寫道：「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28]司馬遷論范雎、蔡澤際遇與成就的變化，認為「固強弱之勢異也」[29]。他說的「事勢」「勢」是指事物的狀態和形勢，即考察歷史時，不能不著眼於一定的社會環境，從而得到合理的說明。從「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來看，司馬遷認為「事勢」「勢」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其中自也包含趨勢之意。

  自司馬遷以下，不少史家都講到過「勢」，但真正賦予「勢」以歷史理論之明確含義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論》。柳宗元用「勢」來說明歷史變化的動因，對後人產生了理論上的啟示。宋人曾鞏、范祖禹、蘇軾和明清之際王夫之都各有闡發。曾鞏撰《說勢》一文[30]，其歷史見解是折中於「用秦法」與「用周制」之間。文中所說「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的「勢」，是指一種綜合的力以及這種力與力之間的對比，同柳宗元說的「勢」的含義不盡相同。此文還批評「病封建者」與「病郡縣者」二者「皆不得其理也」。章學誠說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31]，由此可見一斑。范祖禹引用《禮記·禮器》說的「禮，時為大，順次之」的話，進而闡發道：「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32]。范祖禹說的「時」，義頗近於柳宗元說的「勢」。而蘇軾對於「聖人」和「時」之辯證關係的闡發，則深得柳宗元論「勢」的要旨。蘇軾認為：「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他說，「聖人」之「能」不在於「為時」而在於「不失時」。這是很機智地說明了「聖人」與「時」的關係。在他看來「時」是客觀的，能夠認識並利用它的人，也就可以稱為「聖人」了。基於這種認識，蘇軾認為秦置郡縣，「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33]。這些論述，用來注釋柳宗元說的「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34]」，是很精彩的。蘇軾自稱「附益」柳說，自非虛辭。

  王夫之在論述史學活動的重心時，也講到了「時勢」。「智有所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為期，而敗與失為戒。」這裡講的「時勢」，是指社會的形勢或歷史的趨勢；「必因」，是說它跟過去的形勢或趨勢有沿襲和繼承的關係。這就是說，時勢既有連續性，又不是一成不變的。王夫之認為，人們觀察歷史，應充分注意到「勢異局遷」，即時勢的變化；而人們要從歷史中獲得「治之所資」的啟示，則必須「設身於古之時勢」。總之，認識歷史，從歷史中獲得教益，應首先學會把握不同歷史時期的時勢。王夫之也提到「先王之理勢」，但「先王」並不具有聖神的含義，他只是一定歷史時期之「時勢」的標誌罷了。

  從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勢」「時勢」作為歷史變化動因來看待的，這是古代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在理論上的重要貢獻。然而王夫之並不僅僅停留在這裡。他自謂著《讀通鑑論》，是「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35]。所謂「求順於理」的「理」，是關於歷史變化原因的另一歷史理論範疇。在王夫之看來，所謂「理」，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36]。以今義釋之，「理」是事物變化之內在的法則或規律。王夫之說的「物」與「事」，不限於歷史，但無疑包含了歷史。因此，這種「事之所以然」，亦即事理，是對於歷史變化原因的更深層次的理論概括。柳宗元通過對人類「初始」社會的描述，提出「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說明「勢」「時勢」是人們可以感受和捕捉到的。而「理」「事理」則不然，它是內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認識的。王夫之說「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37]。「勢」之必然之為「勢」者，便是「理」；「理」與「勢」是一致的。從王夫之所解釋的「勢」同「理」的關係來看，「勢」是「理」的外在形式，「理」是「勢」的本質闡釋。他以此來認識歷史，來評論史家對於歷史的認識，是認識歷史和評論史學之理論與方法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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