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理與道
2024-08-14 18:25:34
作者： 瞿林東
上文講時與勢，已涉及「理」。所謂理在勢中，「理」是「勢」的本質闡發，即「理」是對於「勢」的說明。換言之，「理」是說明或解釋「勢」的存在及表現的道理。
關於「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多種含義：或是世界的本原，先天地而生；或是萬物的載體，萬事萬物皆在「道」的包含之中；或是綜合貫通萬物之理，是一切道理的總匯，等等。在史學家的語彙與範疇體系中，「道」大致有三種含義：一是指原則、法度；二是指常理、法則；三是指道理或根本之理。這都是針對社會歷史而言。其中，有與思想史上所說之「道」相近之處，有的則具有史學自身的針對性。
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寫道：「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這裡說的「道」，當是指法度而言。他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這樣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裡說的「道」，似可近於當作常理、法則理解。
元初史家馬端臨指出：「《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38]所謂「會通因仍之道」的「道」，一方面是指史家的歷史撰述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層的方面，是指「理亂興衰」「典章經制」內在的聯繫，即其中的常理和法度。至於清人龔自珍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39]，這個「道」當是指社會歷史運動中的根本之理。
「理」與「道」本有相通之處，但也存在可以覺察、可以判斷的差別。這個差別是否可以作這樣的概括：「理」通常指具體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當然，這個差別，也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的。
在史學家的語彙中，「道」又往往是指史家本人的信念、思想、志向、智慧。司馬遷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40]這裡說的「道」，顯然是指這些作者的思想、志向而言。劉知幾自謂：「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41]此處所言之「道」，也是同樣的含義。而劉知幾在《史通·曲筆》篇中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即是把「道」看作一種信念和原則。這樣的含義，也見於柳宗元的《與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認為，對於一個史官來說，「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42]。清人黃宗羲論學，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43]，此處之「道」是指治學的原則和目的。顧炎武說過與此大致相同的話，他指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44]「明道」之「道」當指道理、智慧，「救世」自是指經世致用，等等。以上這些，大多是關於史學家主體意識而言，同前面所舉多指關於歷史認識對象是有所區別的。
天人關係是探討社會歷史的存在及其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是「天命」安排的，還是社會歷史中的人和人事決定的，這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古今關係是探討社會不同階段的聯繫及其運動軌跡，即社會歷史的變化是前進的、循環的以至是倒退的，這涉及對人類歷史前途的認識。時與勢，是探討人們在歷史活動中所經歷的機遇和形勢，即客觀歷史環境所提供的條件。理與道，是探討紛繁複雜的歷史活動之種種表現的原因、原理和規律。這些，都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中極重要的範疇和命題。關於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們確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應當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一份珍貴的思想遺產，以推進歷史學的理論建設。
[1] 參見《尚書》卷九《盤庚上》，《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8頁。
[2] 《尚書》卷十一《泰誓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82頁。
[3] 參見《尚書》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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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左傳·昭公十八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95頁。
[5] 《戰國策》附錄《劉向書錄》，劉向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8頁。
[6]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25頁。
[7] 參見《柳河東集》卷十六《天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劉禹錫集》卷五《天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8]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78頁。
[9]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6～1327頁。
[10]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20頁。
[11] 《周易》卷八《繫辭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5頁。
[12] 《周易》卷七《繫辭上》，《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8頁。
[13] 《周易》卷八《繫辭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5頁。
[14] 《周易》卷三《賁》，《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7頁。
[15]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3～394頁。
[16] 《呂氏春秋》卷十三《應同》，《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26頁。
[17]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8頁。
[18]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5頁。
[19] 《韓非子·五蠹》，《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42頁。
[20] 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頁。
[21]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唐太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76頁。
[22]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一·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23] 杜佑：《通典》卷四十八《禮八》後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355頁。
[2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漢文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頁。
[25]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48～2549頁。
[26]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一「唐高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51頁。
[27] 魏徵等：《隋書》卷六十四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522頁。
[28]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3頁。
[29] 司馬遷：《史記》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25頁。
[30] 參見曾鞏：《曾鞏集》卷五十一《說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94～695頁。
[31]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外編卷十六《和州志·志隅自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頁。
[32] 范祖禹：《唐鑒》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頁。
[33] 蘇軾：《東坡志林》卷五「秦廢封建」，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3頁。
[34]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頁。
[35]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47頁。
[36]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五《至當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8頁。
[3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孟子·離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1頁。
[38]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39] 《龔自珍全集》第1輯《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頁。
[4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00頁。
[41]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頁。
[42]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一《與韓愈論史官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頁。
[43] 黃宗羲：《明儒學案》書首《明儒學案發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頁。
[44] 顧炎武：《日知錄》書首《又與人書二十五》，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