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論的本質性變革——確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中心位置

  一、《春秋》重人事

  關於天、人和天人關係的認識，是中國古代人們歷史觀念中最重要的問題。由於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觀察到的，因此，即使在「天命」觀念占據主導地位的年代，也還是經過傳說或記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隨著歷史的進步、文明的發展，經過漫長的輕天命、重人事的認識階段，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們逐步走向了自覺地闡說人在歷史中的重要位置。這一自覺的認識過程，在先秦、秦漢時期的歷史著作中，《春秋》開其端倪，《史記》集其大成。

  自春秋時期開始，重人輕天的觀念不斷發展，《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越來越突出地講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當然，這些記載或論述，還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書，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則自《史記》開始。因此，司馬遷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際」的問題的本質，歸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說明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孔子《春秋》對司馬遷的重大影響。司馬遷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說：「《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司馬遷說《春秋》「王道備，人事浹」[2]，所謂「王道」，就是周禮或周禮所規定的社會秩序。「禮」是「秩序」，孔子講得很清楚。他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3]他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4]「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5]

  禮所規定的秩序，既是政治秩序、等級秩序，也是倫理秩序、道德秩序。總之，禮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規範。這同孔子重人事的思想是一致的。

  《春秋》重人事，是它在歷史思想上進步的方面，也是它在史學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貢獻。《春秋》重人事，主要是認真記載了政治上的得失成敗。它沒有像《雅》《頌》那樣的神靈氣氛，也沒有像周、齊、宋、燕等國史那樣記神靈故事、預言、夢幻。它記水、旱、蟲、雨雹、雷電、霜雪、地震等，都是作為與人事有關的自然現象來看待的。這跟孔子「不語怪，力，亂，神」[6]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時期的政治、軍事活動，如朝聘、會盟、征伐、城築等，本來都是結合著祭祀活動進行的，但《春秋》卻能把人事從神秘的氣氛中分離出來。《春秋》在歷史表述上，是先秦時期的史籍中最早擺脫天、神羈絆的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