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記》確立了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中心位置

  司馬遷繼承並極大地發展了《春秋》重人事的思想。《史記》以前的史書，或以記言為中心，或以記事為中心，而《史記》則是以記人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是從三個層面上來說明的：第一個層面，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面，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面，是記「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這樣，司馬遷就不僅在觀念上，而且也在具體的撰述上，確立了人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中心位置。這是中國史學上人本主義傳統真正確立的標誌。此外，司馬遷為了釐清時代劃分和事件紛繁而「作十表」，為了寫出歷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變」而「作八書」，而「表」與「書」所記內容，也都反映了人的活動，從而揭示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社會風貌和歷史進程軌跡。

  這裡，不妨舉「表」「書」為例，以明其意。例如，《史記·三代世表》序寫道：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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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以前的「諸侯」已不甚瞭然，故「不可得而譜」，周以來的諸侯「頗可著」，史家只能「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因此，司馬遷只能以《五帝系譜》《尚書》做參考，「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表中所列，自黃帝以下，有顓頊屬、俈屬、堯屬、舜屬、夏屬、殷屬、周屬等，而其先人皆出於黃帝。

  又如《十二諸侯年表》序中，司馬遷高度概括了西周末年與春秋之際的歷史變化，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時代背景以及《春秋》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司馬遷綜合「歷人」「數家」「譜諜」，「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中所列，自周王室以下，依次為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等，分記諸侯之年，間有簡要記事。其中，吳國當不在十二諸侯之列，但其在周簡王元年（前585年），即吳王壽夢元年以後，便與十二諸侯有所盟戰，故列於十二諸侯之下。

  自《十二諸侯年表》以下諸侯，所列人與事，都很具體，其所反映的歷史進程，亦大致可觀。

  「表」如此，「書」亦復如此。《史記·禮書》實為一篇論「禮」的宏文，它著重論述了「禮」的本質和原則。司馬遷寫道：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盪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7]

  司馬遷認為，「宰制萬物，役使群眾」，必須「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在他看來，「禮」和「儀」是不可少的，但「禮」和「儀」的制定，又應當以「人情」和「人性」為根據。這就是說，人和禮的關係是禮因人而定，人循禮而存。那麼禮的作用、禮的本質是什麼呢？司馬遷說得非常清楚，即「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是規範「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使「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以確保上下尊卑等級社會的「有序」運行。

  如果說《禮書》是規範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的話，那麼《史記·河渠書》則是闡發人與自然的關係。司馬遷在《河渠書》開篇闡述了大禹治水所帶來的「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的社會效果。司馬遷還論到李冰、鄭國等人所興修的水利工程，論到漢武帝時「河決於瓠子」，造成重大災害，持續二十餘年。後漢武帝決心堵塞瓠子之決，並親臨決河之地，「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終於堵塞了瓠子決口，並於其上築宣房宮，「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在記述治水過程中，司馬遷還記下了漢武帝的《瓠子歌》，生動地反映了當時人與自然的辯證關係。司馬遷對此既有親身感受，更有深刻認識，他在《河渠書》後論中寫道：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8]

  司馬遷的親身考察固然值得後人學習，但他所發出的「甚哉，水之為利害也」的感嘆和呼籲，更值得後人牢記和三思。

  司馬遷的《史記》「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寫的是一部通史。從「十二本紀」來看，這一歷史進程完全是以人事為發展線索顯示出來的。如《五帝本紀》，是通過區別紛繁的文獻和實地考察所得，弄清黃帝的事跡，「擇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紀，都是首敘各朝始祖之姓，次敘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紀》講了秦始皇的功業和賈誼對秦始皇政治的批評。《項羽本紀》敘述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實，並揭示了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9]的悲劇。《高祖本紀》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漢政治的歷史遞變。《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著意於寫出當時的政治統治局面，如惠帝、呂后時「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時「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紀」的後論表明，司馬遷是完全拋開了「天命」在寫一部貫通古今的人事的歷史。這在歷史觀念上和歷史撰述上，都是偉大的創舉。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本紀」後論在著意強調的側重點上，又並非完全雷同，而是富於變化，顯示了司馬遷對歷史進程中有關人事的深入思考和卓越見識。例如，《五帝本紀》後論寫道：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10]

  這一段話至少表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司馬遷對中國歷史的開篇十分重視，故上限起自「五帝」。第二，關於「五帝」的傳說或撰述，多有「不雅訓」者，為慎重起見，司馬遷一是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有所依據，二是由「南浮江淮」訪問長老得到啟發，三是以《春秋》《國語》所記得到印證，乃鄭重寫出《五帝本紀》。司馬遷特別強調說，對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是難以認識清楚的。由此可見，在司馬遷時代，為了寫出中國歷史的開篇，他是慎而又慎才落筆的。有了這樣一個好的開篇，往下的歷史就有了源頭。司馬遷的這一創見和《五帝本紀》的表述，對於後人認識中華民族先民的歷史，有不可估量的思想影響和歷史意義。

  例如，《夏本紀》後論寫道：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11]

  這裡講到了「用國為姓」的由來，講到了「夏小正」問題，尤其是講到了有人說「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而「會稽」即「會計」。這都是交代了比較重要的史事。

  例如，《周本紀》後論寫道：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12]

  西周都於何地，這無疑是西周歷史上的重大問題，故司馬遷著重糾正了「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的說法，指出「周復都豐、鎬」的史實，以及漢武帝時封「周苗裔」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祭祀」之事。凡此，都給人以歷史之連續性的深刻印象。

  《秦始皇本紀》後論和《項羽本紀》後論是比較具體地評論歷史人物的言論，在「十二本紀」後論中具有鮮明的特點。而這兩首後論本身在表述上又各不相同。《秦始皇本紀》後論主要是引用賈誼的《過秦論》論秦之興亡，其中對秦始皇的評論是核心內容，司馬遷對賈誼之論極為贊同，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13]。

  《項羽本紀》後論對於項羽的評論，可以說半是讚嘆，半是批評，表明了司馬遷對這樣一個悲劇英雄人物的確切的歷史定位。司馬遷寫道：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14]

  司馬遷把項羽同舜的苗裔聯繫起來，似無充分根據，這或許反映了司馬遷對這個英雄的欽佩之情。在這個評論中，最重要的論點是：第一，項羽是「近古以來未嘗有」的歷史人物，項羽的事跡證明了這一點。第二，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這是對項羽「自矜功伐」、從不「自責」的批評和痛惜。從司馬遷的評論中，我們不難看出項羽是一個將恢宏和狹隘、強大和脆弱集於一身的人物。正因為如此，這個歷史人物給後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訓和太深刻的啟示。

  司馬遷評論漢高祖劉邦，稱讚他能夠做到「承敝易變，使人不倦」[15]；稱讚漢文帝治國，做到「德至盛也」[16]。以他們二人同秦始皇、項羽做一對比，可以極鮮明地看到，人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的《陳涉世家》《劉敬叔孫通列傳》《曹相國世家》《絳侯周勃世家》《蕭相國世家》等篇中，充分肯定了人在歷史轉折關頭或重大事變中的作用；在《蘇秦列傳》《陳丞相世家》《孝景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篇中，強調了人的智謀在歷史進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楚元王世家》《匈奴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公子列傳》《范雎蔡澤列傳》等篇中，闡說了用人的當否與國家的存亡安危的重大關係；在《遊俠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等篇中，寫出了一般民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等等，都是從不同的側面強調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

  概而言之，人在歷史活動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人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表現在許多不同的方面，就某些人來說，人的作用的發揮是同機遇、形勢相關聯的。形勢造就了傑出人物，而傑出人物的行為又影響著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這是先秦、秦漢時期的史學在關於「人」的作用之認識上的重要理論成果。

  與此同時，關於人的等第劃分的觀念也在發展。一般說來，西周和春秋時期，天子、諸侯、大夫、士是幾個明顯的等級，這些等級的最底層是眾多的「民」或「庶人」。戰國時期，秦國實行變法，獎勵耕戰，開始突破世襲制的樊籬，以軍功授爵，等級的界限依然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史籍中，還常有「君子」與「小人」之分，「國人」與「野人」之別，其中包含著倫理上、文化修養上、職業上和地域上的差別，雖不能完全排除等級的高下，但卻並非嚴格的等級觀念的表述。但是，「大夫」和「庶人」的界限卻是異常分明的，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7]，是不可改變的等級差異的界限。至於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8]，本是思想家的一種理論，並不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

  司馬遷論人，與《春秋》緊密相連，認為「《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故為人君父者、為人臣子者都必須懂得《春秋》，不可不通於《春秋》之義，其核心思想是「辯是非」[19]。班固著《漢書》，增立《古今人表》，是一大創造。《古今人表》把自秦以前所見於經、傳的人物列於表中，並按上上（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九等排列，讀來一覽無餘。班固把人分為九個等第的原則和標準的原則是「顯善昭惡，勸戒後人」[20]，核心是道德準繩。但是他的序文往往又超出了道德準繩。第一，他強調「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且不說何來「生而知之」的人，就是「困而不學」又怎能用以概括「民」的本性呢？第二，他強調「中」與「上」可以溝通，「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永遠不可改變。他雖然是引用孔子的說法，但顯然是賦予了濃厚的等級色彩。第三，班固對「上智」「下愚」的具體說明也過於絕對化，所謂「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所謂「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換言之，「上智」者不會有任何惡行，「下愚」者不會有任何善舉，這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是難得見到的。在這些問題上，班固的歷史觀念中顯然是缺少了樸素辯證的思想，從而把「上智」「下愚」推向極端。

  《古今人表》的歷史認識價值在於：它把秦以前的歷史人物（包括傳說中的人物）按照作者的價值判斷，一一分列於九等之中，每人的時代、等第一目了然。其所判斷不論是否妥帖，都能明確地反映作者的評價標準。

  《古今人表》是關於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和表現形式相結合的對於「人」的認識。後世史家或貶或褒，多從史書體例論其得失，似有未妥。《古今人表》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其不以人的政治、經濟地位論其高下，故有的貴為天子者而被列於「愚人」，有的貧為陋巷一書生而被列於「仁人」。這種不以富貴、貧賤取人，而以賢愚、善惡作為判斷歷史人物標準的觀念，包含著積極的意義，並對後世史家產生了影響。

  [1]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頁。

  [2]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09頁。

  [3] 《論語·憲問》，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8頁。

  [4] 《論語·堯曰》，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1頁。

  [5] 《論語·雍也》，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3～64頁。

  [6] 《論語·述而》，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2頁。

  [7]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三《禮書》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57～1158頁。

  [8]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15頁。

  [9]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9頁。

  [10]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6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9頁。

  [12]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0頁。

  [13]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6頁。

  [14]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8～339頁。

  [15]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4頁。

  [16] 司馬遷：《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37頁。

  [17] 《禮記》卷三《曲禮上》，《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49頁。

  [18]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8頁。

  [19]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頁。

  [20] 班固：《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