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古今關係

  所謂古今關係，大致包含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古今是否有聯繫，二是古今是否有變化以及怎樣看待變化的軌跡，三是古今聯繫和變化是否可以劃分為階段。古今聯繫的思想起源很早，這要追溯到傳說時代。從文字記載來看，《詩經·大雅·盪》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這是強調歷史鑑戒的重要，正表明古今是有聯繫的。孔子論夏、殷、周三代之「禮」的關係，同樣表明了對於古今聯繫的關注。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8]，同上引《詩經》是一個含義。班彪認為，聯繫古今觀察問題，是史學家的傳統，他說：「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9]班彪指出的這個傳統，在史學上影響很大，後人曾不斷引用。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中極珍貴的遺產。

  至於說到古今聯繫中的變化，《左傳》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10]的說法，這是講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也是講古今的變化。中國史學有悠久的古今變化的觀念。按照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說法，對這一觀念較早而又較全的闡述，出於《周易·繫辭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儘管這裡講到了「天」，講到了取法「乾」「坤」二卦，但主要在講歷史，講歷史上的古今變化法則，即窮、變、通、久的道理。這段話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明確地指出了：第一，由於時代的遞進，要求人們改變舊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舊制而感到倦怠。第二，這種變化是在潛移默化中實現的，便於人民適應。第三，《易經》所總結的就是這個道理，事物發展到極致的程度，就要變化，變化才能通達，通達才能繼續進步、保持長久。這幾重含義，可以說是「通古今之變」思想的淵源。

  所謂窮、變、通、久的思想傳統，「變」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繫辭上》對其反覆解釋：「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變」「通」，都是在運動中進行或實現的。它反覆稱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11]。這就是《易經》的「以動者尚其變」的精神。它又進而解釋「變通」和「通變」的含義：「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通變之謂事」[12]。總起來說，「變通」「通變」跟天時、人事相關聯。而「變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時而變的意思，即「變通者，趣時者也」[13]。這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的意思是一致的。

  《易傳》講窮變通久，講變通、通變，變化的思想十分豐富，對中國古代歷史觀念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作為歷史撰述的宗旨之一，就是對上述歷史觀念的繼承和發展。

  《易經》《易傳》和司馬遷的通變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如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鑑》、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等，都是對這一影響的繼承和發展。清代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中對「通」做了解說，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篇，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了「通」的含義。

  在古今聯繫中，古今之間是否有變化？《易傳》強調窮、變、通、久，「變」是核心問題。問題在於人們怎樣看待「變」的方向。這也是古代歷史觀念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所謂「變」的方向和軌跡，無非是前進的、倒退的、循環的三種情況。其中又以循環的論點和前進的論點更具代表性。

  歷史循環論是戰國時期的陰陽家提出來的。陰陽家接過了西周末年、春秋時期出現的陰陽五行說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義的神秘的內容，把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四時、五行說，蛻變為唯心主義的五德終始說。五德終始說不僅迎合各諸侯的政治需要，而且在秦皇朝統一後受到特別的推重。白壽彝先生指出，秦始皇為了證明自己符合水德，乃尚黑，不惜使整個朝堂上黑壓壓一片。

  五德終始說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有一定的影響。司馬遷對五德終始說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還是受到了歷史循環論思想的影響。他在講到夏、殷、周三代主忠、主敬、主文的三統說時寫道：「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15]儘管他批評「秦政不改」，稱道漢代「承敝易變」，意在提倡歷史中的「變」，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的「變」是有很大的局限的，是「終而復始」的「變」。當然，這在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念體系中，只是一個小小的不諧音。五德終始說的「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16]的說法，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和東漢的讖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而班固撰《漢書》，反覆申言「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17]，「漢紹堯運，以建帝業」[18]，則顯然是接受了五德終始說的理論。其後，正閏論、正統論的興起，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終始說。

  應當看到，在中國史學上，樸素的進化觀點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國史學之觀念形態的優良傳統之一。在「變」的觀念上，它同循環論有一定的共同之處；但在「變」的性質和「變」的方向上，則不同於歷史循環論，而是認為社會歷史在變化中前進，在變化中發展。《周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周易·雜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這是較早的樸素進化觀點。韓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說，提出「古今異俗，新故異備」[19]之說，是很明顯的樸素進化思想。而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則包含著豐富的樸素歷史進化觀點。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說的形成，把歷史視為從據亂世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進過程，也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樸素進化觀點，且與近代的進化論有比較密切的歷史聯繫。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發展樸素進化觀方面，有越來越突出的成就。這主要反映在三個問題上。第一，關於人心風俗。史家吳兢記貞觀初年唐太宗與群臣討論治國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人反對魏徵的主張，認為：「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魏徵運用歷史知識來反駁他們，指出：黃帝、顓頊、商湯、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20]。封德彝等人無以為對，但仍不同意推行教化政策。唯有唐太宗堅定地採納魏徵意見，並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王夫之說：「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21]第二，關於「中華」與「夷狄」。史學家杜佑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22]，「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23]。杜佑從地理環境上分析了「中華」進步的原因和「夷狄」未能進步的原因，表明他在民族問題上的進步思想和樸素進化觀。第三，關於「封建」。柳宗元著《封建論》，從「生人之初」，闡述到「天下會於一」，描繪出了一幅社會歷史不斷進化的圖景。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樸素的歷史進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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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把樸素進化觀推向更高的階段，即以樸素的歷史進化的觀點解釋歷代的政治統治，尤其是歷代的政治制度。他繼承柳宗元對「封建」的認識，認為：「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24]王夫之對歷代制度有一個總的認識，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25]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時」[26]。

  樸素進化觀在理論上沒有發展到更加縝密的階段，但它作為一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在中國史學上有古老的傳統和廣泛的影響。同時，它也是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接受近代進化論的一個思想基礎。

  在古今關係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即在古今的聯繫中，是否可以劃分相互聯繫的不同的歷史階段？前引《韓非子》中說到的上古、中古、近古是這方面較早的說法，這是思想家從歷史中得到啟示而提出的見解。司馬遷著《史記》，根據年代的遠近、文獻的詳略和時代的特點，於書中列《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這是對三個歷史階段的劃分，反映了司馬遷的卓識，以至於今人還在用「三代」「春秋時期」「戰國時期」等歷史分期概念。

  至於《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禮記·禮運》篇的「大同」「小康」說，具有更多的社會思想的色彩，同司馬遷的歷史時代的劃分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