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天人關係

  所謂天人關係，本質是人們用以說明社會歷史現象及其生成、變化原因的基本觀念。殷周之際，「天命」主宰著人們的歷史觀念。商王盤庚遷殷，是以「天命」的名義。[1]武王伐紂，是「恭行天罰」[2]。周公東征、分封等重大軍事、政治活動，同樣都是「上帝」之「命」的體現[3]。總之，社會生活中的所有現象，都是「天命」決定的。這是人們用「天命」來說明社會歷史的時代。

  從西周末年到春秋時期，出現了怨恨「天」、懷疑「天」的情緒和思想傾向，這在《詩經》有關篇章中多有反映，而在《國語·周語下》中更是赫然出現了與「天命」相對應的「人故」（即「人事」），進而又有「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4]的說法。這表明，人們已不再囿於以「天命」來說明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了。在人們的歷史觀念中，在「天命」的對立面出現了「人事」這個被「發現」、被認識的事物。從歷史觀念來看，這是人們開始覺醒的時代。

  從戰國至西漢，是一些史學家擺脫「天命」的時代。一部《戰國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謀的作用，「天命」變得蒼白了。從劉向的《戰國策·書錄》中可以看到，那是這樣一個時代：「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5]這哪裡還有「天命」的影子呢。在關於天人關係的認識上，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懷疑者和變革者，他不僅明確地表明：「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說：「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6]更重要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寫出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從多方面說明了人在歷史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在歷史觀念上的人本主義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遷開闢了天人關係說走向理性時代的道路。在《史記》以後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儘管還時時有稱說「天命」的現象，但從主流上看，它們都不居於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實質性的意義。到了中唐時期，同史論、史評有密切關係的思想家柳宗元寫出了《天說》一文，他的好友劉禹錫寫出了《天論》三篇，於是「天」被認識為物質，並在自行運動著，而這種運動著的物質的「天」（即「自然」）與「人」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響，形成了社會生活的種種現象。[7]至此，天人關係說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階段的歷程。

  宋代以後，有所謂「天理」和「人慾」對立的說法，多是思想家們所談論的命題。而這裡的「天」，則由上帝意志的「天」、物質與自然的「天」，蛻變為絕對精神的「天」了。這同史學家所討論的「天」有所不同。此外，在中國古代史學家的歷史觀念中，還有「天人感應」說和讖緯說的流行，但自司馬遷以下，它們大多未占據過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