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嘗離事而言理

  「未嘗離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離「事」，在闡明事實的基礎上論述道理，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另一個鮮明特點。

  司馬遷在回答壺遂提出的孔子為何要作《春秋》的問題時說：「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28]司馬遷引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謂發表議論不如寫出事實更有說服力，而事實之中自亦不無道理，故《春秋》一書可以稱得上是「王道之大者也」。這個認識，當是促使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書的思想淵源之一。但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跟孔子所處的時代畢竟有很大的差別：孔子所處的時代，史學尚在興起之初，孔子所見前人的重要議論，主要是《易》《詩》《書》等。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史學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的史論，十分豐富，漢初思想家的史論、政論也十分豐富。由於時代條件的不同，決定了《史記》和《春秋》的差別：第一，《史記》不可能像《春秋》那樣簡略；第二，司馬遷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樣微言大義。這就是《史記》之所以能夠既是材料翔實的歷史著作，又包含有豐富的歷史理論的緣故。司馬遷和《史記》的這種面貌，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史家講歷史理論都不脫離講歷史事實。追本溯源，孔子開其端緒，又經司馬遷加以發展，形成了這種風格。就《史記》來說，從全局看，司馬遷所關注的歷史理論問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他對這個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揭示，是通過「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29]來實現的。從局部看，司馬遷作十表，而於諸表序文中闡述對歷史進程的認識；他作《秦始皇本紀》，而借用賈誼《過秦論》分析秦朝興亡的歷史原因；他作《平準書》《貨殖列傳》，而在相關序文中揭示出經濟生活的重要和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並由此窺見社會歷史變動的法則；他作《儒林列傳》，而在序文中闡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說明司馬遷的歷史理論都是在敘述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而不是他所說的「空言」。其後，班固、荀悅、陳壽、范曄、魏徵、杜佑、司馬光、范祖禹、王夫之、趙翼等人，在歷史理論上多有成就，而他們的風格，都是從司馬遷那裡繼承下來的，並各有特色。

  唐代史家劉知幾認為史論的作用只是「辯疑惑，釋凝滯」[30]，這就把史論的意義和價值看得過於狹隘了。其實，許多史家對史論的認識是極明確的。《漢書》的史論，反映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歷史觀及其與司馬遷的異同；范曄《後漢書》的史論反映了作者的功力和見識，自謂其「有精意深旨」，有些史論「往往不減《過秦篇》」[31]；唐初眾史家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時，魏徵撰《隋書》史論和梁、陳、北齊三書總論，表明當時史家對史論的高度重視；杜佑《通典》史論有多樣的形式，包含序、論、說、議、評等和豐富而深刻的內容，作者對說、議、評還做了清晰的區別和解釋，反映了作者嚴謹的態度[32]；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其「臣光曰」意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這些，都表明歷代史家對史論的重視，而史論的作用和價值也不僅僅是「辯疑惑，釋凝滯」。同時，還應當看到，史家的史論在社會生活中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南朝蕭統編《文選》，其中設「史論」一目，認為史書論贊「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33]，有廣泛流傳的價值。上文論到宋人編纂《文苑英華》，也設有「史論」一目。這都表明，「史論」作為史書的一部分，確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宋人吳縝論作史的要求，意頗精粹，具有突出的理論色彩，他認為：「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失又為史之意矣。」[34]「事實」是基礎，而「褒貶」「文采」是不可缺少的。所謂「褒貶」，自然離不開史論。這同孟子所說的「事」「文」「義」[35]，同劉知幾所說的「才」「學」「識」[36]，都有相近之處，只是吳縝把這幾個方面的關係論述得更明確、更中肯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史論都具有歷史理論價值，但歷史理論往往包含在史論之中，這是不言而喻的。

  關於史事同理論的關係，在歷史上也曾有不同的認識。朱熹曾這樣告誡學生們如何讀書，他說：「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札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個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37]朱熹說史書是「皮外事物，沒緊要」，這話顯然不對。元初，胡三省嚴厲批評類似觀念，指出：「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38]胡三省認為，把經與史對立起來或完全割裂看待是不對的，而「道」也包含在「事」中，因而要認識「道」，是不能不重視史書的。在古代史家看來，史書中史論的目的之一，就是借史以明道，而史家的歷史觀念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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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史學上，即便是那些以「論」作為主要特點的著作，也是不脫離史事而發論的。例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論》，有「略」，有「論」；范祖禹的《唐鑒》，也是先說事，後發論；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是事、論並舉，或因事而論，或以論舉事，可謂事、論交融。

  當然，在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史上，也並非都如以上所論，即均為依事而言理、據史而發論之作。這裡所要強調說明的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突出特點，而非著意描繪它的全貌及其每一細部。其實，在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也有一些專篇、專書是重于思辨的。例如，司馬談《論六家指要》之闡說社會思潮；柳宗元《天論》《天說》《天對》之討論天人關係和社會歷史，以及劉禹錫《天論》之補充、發展柳宗元的天人關係說；顧炎武的《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討論建置、財政、取士制度等，都是此類理論文章的名篇。又比如《周易》、陸賈《新語》、劉邵《人物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都是此類理論專書的名著。

  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對中國史學在理論上的特點有深刻的揭示。他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39]他這裡說的是《六經》，但卻符合自司馬遷開創的史學傳統。從司馬遷到章學誠，前後相隔近二千年，而他們的思想是相通的。正是由於中國古代史家「未嘗離事而言理」的這一特點，從表面上看，豐富的歷史敘述似乎掩蓋了固有的理論色彩；然而，當人們了解到，以至於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家「未嘗離事而言理」這一特點和傳統時，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光華就會顯現在人們的面前。

  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因其「未嘗離事而言理」的緣故，一般說來，不以思辨色彩為其特色。但由此卻從另外一些方面顯示出其固有的優點：第一，是言簡意賅。司馬遷《史記·平準書》序，僅四百餘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社會思想、歷史思想的豐富內涵。一部數百萬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三百字，但它卻反映了杜佑的治學宗旨以及杜佑撰寫《通典》的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是平實易懂。論不離事，故這種理論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關的史事相聯繫的，因而易於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廣泛性。第三，是實踐性強。因理論不脫離事實，這使人們比較容易把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從中獲得新的啟迪和智慧，這也是中國史學具有經世致用傳統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