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探索的連續性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又一個特點。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遺產的厚重，自然有自成體系的著作傳世，顯示出理論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即人們對重大歷史問題的關注和探索的累代相傳，歷時既久而探討愈深，從而形成了一些理論的「重心」。以往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在發展上的這一特點未曾十分關注，以為中國古代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談不上有什麼理論體系，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用連貫的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領域。現在，我們改變一下視角，就不難發現，前人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理論探究是帶有連貫性的；而這種連貫性的生成和發展，把歷史理論不斷推向深入。

  這裡，我們可以舉興亡論、君主論、封建論等一般理論層面上的幾個問題來做簡略的說明。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很早就有關於君主的評論。東漢末年，荀悅提出「六主」[6]，即六種類型的君主的見解，可以認為是比較系統的關於君主的認識。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論》，多用比較之法，縱論君主優劣，對唐朝以前的歷代君主進行全面的評價，這是中國史學上較早的「君主論」專書。其後司馬光撰《稽古錄》，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應有的準則[7]，是從正面闡述了關於君主的理論。北宋王欽若等人編纂的《冊府元龜》，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門記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現象的綜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篇對君主的產生及其作用進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顯示出早期啟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興亡，社會治亂，是歷史上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總結歷史經驗的政治家。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歷史的變動，王室的衰微，諸侯的興滅，促使史學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傳》《國語》及諸子之書，多有這方面的討論。漢初，面對秦亡漢興的巨大變動，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陸賈、賈誼、晁錯的史論和政論，多有關於興亡得失的名作。史學家司馬遷更是明確提出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8]的歷史撰述任務。此後，關於興亡成敗的討論，不絕於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較方法探討秦、隋興亡的原因[9]，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縱論南北朝的得失成敗；宋代司馬光強調，一部《資治通鑑》的主旨即在於「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10]之事，而范祖禹《唐鑒》一書則是把揭示唐朝何以興、何以亡、後人何以為鑑作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為時勢所激，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他們的撰述主旨都以興亡盛衰為核心；明清之際，朝代更迭，社會動盪，史學家的興亡之論繼續深化，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是在這方面影響力最大的著作。總之，關於治亂興衰的著作，舉不勝舉。這是因為，從社會運行的實際軌跡來看，不論是統治集團，還是下層民眾，都希望社會得以長治久安，但客觀形勢卻並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亂有之，人們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興、社會何以治的問題，此其一。其二，從思想傳統來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修齊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準則，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兩漢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對歷代史學家的撰述旨趣有極大的影響，重視關於興亡成敗的探討就成為他們的天職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國，即通常所稱分封，是西周實行的政治體制。戰國中期，商鞅在秦國變法，始行郡縣制。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關於推行郡縣制還是實行封建制，經過激烈的廷爭後，採納了廷尉李斯的意見，在全國推行郡縣制。[11]西漢初年，分封、郡縣兩制並行，始有異姓王的謀反，繼有同姓王的叛亂，一度造成政局混亂。後朝廷採用賈誼、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實亡，西漢皇權乃得以穩定。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後，人們往往追慕封建之制，如三國魏人曹冏著《六代論》、西晉陸機著《五等論》，都是批評郡縣制，肯定分封制。唐初魏徵、李百藥，中唐柳宗元等人，又都是分封制的有力批評者。尤其是柳宗元的《封建論》一文，以雄辯的歷史事實和透徹的理論分析，闡明郡縣制的優越和分封制的不可復，氣勢磅礴，前無古人，為後人大加稱頌。明清之際，顧炎武縱觀歷史，細察現實，撰《郡縣論》九篇，以超越前人的理論勇氣，論述了兼采分封、郡縣兩制之長的主張，顯示出辯證的思想和歷史的智慧，把關於分封、郡縣的討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

  以上舉出的幾個問題，都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一般層面上的重大問題。此外，還有天人關係、古今關係、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以及民族、國家等問題，是屬於又一個層面上的歷史理論問題。這裡，我們舉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為例，縱覽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同樣是饒有興味的。毫無疑問，一定的歷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換言之，歷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

  首先，物產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社會生活的影響，這是中國歷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並從而產生經濟區域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把漢朝的統治範圍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司馬遷對這一些地區的記載，著重於表現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產的狀況、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以及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並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於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產、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讚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12]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標《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雖是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顧氏的經濟區域觀念亦十分鮮明。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反映，已成為中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其次，在人口和地理的關係上，中國古代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布的關係。他論述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係比較具體：關中之地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穡」，有的地區則「民多賈」。[13]這些，涉及對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朧認識。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誌者計16家，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它們或記人口的分布，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著眼的，這是封建社會中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

  最後，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中國古代一些史學家所關切的，也是古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關切的。《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被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關係的佳作。作者鄭樵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係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係做總的考察。他的主要論點是：第一，在新的歷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第二，北宋建都於汴京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與「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係；第三，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參考唐人朱朴之議，移都南陽。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歷代京宅記》，就歷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議論，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理論價值。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內容，以總結政治得失為目的的巨著。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人們稱讚此書「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14]。

  除了上述兩個不同的理論層面外，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在深入探索的連續性方面，還表現在範疇的層面上。在這個層面，我們也可以窺見它在發展上不斷提升的境界。例如，司馬遷論歷史形勢、歷史環境，常用「時」「勢」的概念。比如說「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15]，指的是「七十列傳」中的一些人物；說叔孫通「制禮進退，與時變化」[16]，說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17]，指的是一個人的經歷與「時」的關係。司馬遷評論項羽，說他「乘勢起隴畝之中」[18]；又說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19]，這裡說的「勢」，都是指歷史形勢。司馬遷還說到「事勢」與「勢理」，前者是指事物發展趨勢[20]，後者指事物發展的法則[21]，等等。可見，「時」「勢」及與之相關的概念，是歷史撰述中經常使用的。司馬遷以下，撰史者與論史者多有沿用。至柳宗元撰《封建論》，以「勢」駁「聖人之意」，說明「封建」（分封）出現的客觀原因；秦廢封建而設郡縣，是適應了客觀形勢的變化。[22]可以認為，柳宗元的《封建論》，全篇都是在論證「勢」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比之於司馬遷說「勢」，是更加深刻了。其後宋人曾鞏、范祖禹、蘇軾等都受到柳宗元《封建論》的影響並有所闡發。曾鞏著《說勢》一文，其見解折中於「用秦法」與「用周制」之間。[23]范祖禹稱：「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24]蘇軾認為：「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25]這些都豐富了「時」與「勢」的內涵。至明清之際，王夫之對此又有新的發展，他不僅對「勢」「時勢」多有論述，而且進一步提出「勢」與「理」的關係，認為「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26]，「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27]。這無疑是在說，「勢」是「理」的表現形式，「理」是「勢」的內在本質。要之，從司馬遷到王夫之，史學家關於「勢」的觀念經歷了漫長而有意義的發展過程。

  以上，從一般理論層面、較高理論層面和範疇概念層面，簡要說明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之深入探索的連續性的特點。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歷史的產物，是群體的創造，它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發展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