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種存在形式

  中國古代史學擁有厚重的歷史理論遺產，它主要表現為三種存在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作為史書之構成的一個部分的「史論」；第二種形式，是獨立的歷史評論專篇；第三種形式，是歷史評論專書。多種存在形式，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一個特點。

  

  又如《左傳·隱公四年》記：「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這是針對下述史事發表的評論：衛國人州吁殺衛國國君而自立，衛大夫石碏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計殺死州吁，同時派人殺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傳》作者稱石碏為「純臣」，表彰「大義滅親」之舉。《左傳》的歷史評論多類此。因《左傳》記春秋歷史，而孔子為春秋末年人，故《左傳》也引用孔子言論來評論史事；從孔子來說，這帶有批評時事的性質，而對《左傳》作者和後人來說，自也是評論歷史的一部分。

  《左傳》的「君子曰」這種歷史評論形式，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史學上獲得長足的發展。《史記》的紀、表、書、世家、列傳中的「太史公曰」堪為佳作，反映了司馬遷的歷史見解，其中多有理論上的建樹。在《漢書》等歷代正史中，其紀、表、志、傳中的史論亦有許多佳作，不乏理論上的創見。以《漢紀》《後漢紀》《資治通鑑》等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在形式上可以說是直接繼承、發展了《左傳》的「君子曰」的風格，所不同的是它們更著意於興亡治亂之故的評論。以《通典》為代表的典制體史書，其歷史評論涉及國家職能的各個方面，包含經濟、官制、法制、地方建置、民族等。這種形式的歷史評論，在中國古代其他體裁的史書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其次說第二種形式。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獨立的歷史評論專篇占有重要的分量。它們多存在於各種文集、總集、文選、奏議、書信之中，有些也散見於各種史書的徵引之中。就歷代文集來說，歷史評論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建論》、歐陽修的《正統論》等，皆見於文集之中。又如總集《文苑英華》，專立「史論」一目，所收歷史評論專篇，以論歷代興亡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賴此得以流傳。有的歷史評論專篇，久已遺佚，只是由於史書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來，如《國語·周語下》載太子晉諫周靈王語、《國語·鄭語》載史伯論周王室行將衰落語、《國語·楚語下》載觀射父對楚昭王所問語等，都是涉及歷史進程問題的重要篇章。《國語》以記言著稱，所載時人問對，多含有評論歷史的內容。秦漢以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紀》載賈誼《過秦論》，《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王命論》，《三國志·蜀書》載諸葛亮《隆中對》，《舊唐書·馬周傳》載馬周答唐太宗問治國之方略語等，都是有名的史論和政論。此種專篇，史書中保存很多，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思想遺產。以上所舉種種史論專篇，或指陳歷史形勢，或縱論興亡成敗，或闡說歷史環境與政治體制之關係，或論述某個皇朝存在之根據，都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

  最後說第三種形式。毫無疑問，歷史評論專書更集中地反映了歷史理論的面貌及其發展趨勢。在這方面，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是備受關注的。宋人范祖禹的《唐鑒》、孫甫的《唐史論斷》亦不失為名作。這幾部書，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理論。那麼，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是否還有更多的著作應當進入歷史理論的視野呢？在這個問題上，從研究工作來看，一是要深入發掘，二是要轉換視角，改變一些早已形成的觀念。譬如《周易》這部書，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它。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也。」他還用設問的口氣，著意回答了《易》「與史同科」的問題。[3]從前人解釋《易》之三義來看，所謂「易簡」「變易」「不易」所包含的內容，涉及天地自然、社會人事、倫理原則等[4]，其關於歷史哲學之內容則居多。又如《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歷來認為是子書，但唐人劉知幾說它們「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5]。其中說理部分與歷史理論頗相關聯。再如《鹽鐵論》之論國家財政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人物誌》之論人物品評的原則與標準，《帝王略論》之評價歷代帝王優劣及其根據，《貞觀政要》《通鑑直解》之論歷史鑑戒與為政之道，《明夷待訪錄》之批判專制制度，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關於歷史理論之書。

  以上所舉三種形式，只是就歷史理論在古代文獻中的主要存在形式來說的，這裡並不排除還有其他的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