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篇名著的魅力

  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極具魅力，故能傳之久遠，為歷代學人所重視。在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領域中，名篇以數百計，名著以數十計，這個估計當不為過。這裡，於名篇，舉賈誼《過秦論》為例；於名著，舉劉邵《人物誌》、王夫之《讀通鑑論》為例，以窺其理論上的魅力。

  關於《過秦論》。司馬遷在寫了《秦始皇本紀》之後，發表議論說：「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40]司馬遷沒有講到秦何以興、何以亡，只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心態，他只用了一句話「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從而引證賈誼的《過秦論》，以此來評論秦朝的興亡之故。

  《過秦論》分上下篇，司馬遷所引為下篇。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後論所引，下篇在前，上篇在後，上篇乃後人以己意所補。[41]這裡，我們以上、下篇為序略做評析。《過秦論》上篇，敘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職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逐漸強盛起來。自孝公至莊襄王，秦國處於平穩發展時期，「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指出了秦國由弱而強的過程。到了秦始皇時期，他「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企圖建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指出了秦始皇面對成功而不可一世，以致政策失誤，故始皇既沒而天下大亂。其政策失誤主要在於「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這種情況，秦二世非但沒有革除，反而不斷加劇，以致「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這就是為什麼陳涉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的緣故。《過秦論》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後，「子嬰立，遂不悟」，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加深，「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但情況恰恰不是如此。總的看來，「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賈誼在《過秦論》中最後寫道：「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漢之際的歷史變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劇變之一，賈誼《過秦論》的總結可以說是經典性的論斷。它不僅從歷史上考察了秦朝興起、衰亡的過程和原因，而且從理論上反覆說明了「攻守之勢異」，則「取之」之術與「守之」之術亦當有異。這個具有哲理性的歷史經驗，是漢初許多有識之士所關注的。《過秦論》之所以成為千古名篇，在於它對如此重大的歷史變動做了合乎於理性的評論。

  關於《人物誌》。著者劉邵是三國魏初人[42]，曾「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又與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論》，還「受詔作《都官考課》」，《法論》《人物誌》是他的代表作。劉邵諳於典制，精於考課，深於品評人物，時人稱讚他的才識「非世俗所常有」。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本人的經歷和才識，是他能夠寫出《人物誌》一書的幾個重要原因。

  《人物誌》3卷12篇：卷上包括九征、體別、流業、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卷下含七繆、效難、釋爭。《人物誌》的主旨是：「辯性質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43]《人物誌》品評人物的理論基礎，是以先秦樸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說與人體的自然本質骨、筋、氣、肌、血相配，然後再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相結合，作為判斷人物才性的根據。這是由於，當時人們認為人的才性出於自然。《人物誌》把人材分為三大類，謂之「三度」，即兼德、兼材、偏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評準則，只有「兼德」才符合這一準則。其開篇《九征》具體論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種表現，這就是：「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這是《人物誌》品評人物之理論的基本脈絡。此外，它還以中庸為準則，剖析了12種偏材的特點（《體別》）；指出材能無大小之分，而關鍵在於用其宜，分析了才與能的區別（《材能》）；辨析了英與雄的兩種素質的特徵，認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業」（《英雄》）；討論了鑑定人物才性的具體方法（《八觀》）；指出了品評人物的七種誤區（《七繆》）；分析了知人之難與薦人之難的種種原因。

  《人物誌》是一部品評人物的理論著作，其學術思想淵源兼有儒、道、名、法諸家。[44]劉知幾認為：「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誌》生焉。」[45]這幾句話，概括地指出了《人物誌》的基本理論和撰述目的。《人物誌》之於史學的密切關係，是它第一次從理論上系統地分析了歷史活動中的主體在才性上的種種差異，以及認識這種差異的社會實踐意義。《人物誌》或許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啟發，但它在理論上的認識已遠遠超出了後者。明人鄭旻說它「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46]。《人物誌》強調人的才性出於自然，具有樸素的唯物思想，但書中關於後天培養對人的作用，以及人在社會生活中會發生變化等問題，所論甚少。確如劉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47]

  關於《讀通鑑論》。《讀通鑑論》是王夫之閱讀《資治通鑑》而撰寫的一部歷史評論，全書30卷，包括秦史評論1卷，兩漢史評論8卷，三國史評論1卷，兩晉史評論4卷，南北朝史評論4卷，隋史評論1卷，唐史評論8卷，五代史評論3卷。從理論上看，它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點和精於辨析的興亡論，是它關於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方面。

  先說發展進化的歷史觀。王夫之的歷史觀，貴在對歷史進程有通觀全局的認識，其核心是「理」與「勢」的統一。《讀通鑑論》開篇就指出：「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48]他認為，郡縣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這是一個基本的趨勢。接著他從理論上指出：「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這就是說，這種「勢」的發展，是受著「理」的支配。關於封建、郡縣的討論，柳宗元已從「勢」的方面做了精闢的論述。王夫之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理」，是對柳宗元《封建論》的發展。那麼，什麼是「理」呢？王夫之借用傳統的術語而賦予其新意，解釋說：「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天之命，有理而無心者也。」[49]天是物質，有「理」而無「心」，即沒有意志。所謂「天者，理也」，是指物質自身運動的法則即是「理」。所謂「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說的是這種法則表現出來的不同形式、狀態。因此，一方面，「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50]，而郡縣制之不可廢，也是「理而能然」，自有其理所致。另一方面，王夫之又由守令、刺史「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的特權這一歷史事實指出：「勢相激而理隨以易。」[51]這是指出了「理」也不能脫離「勢」的變化而一成不變，此即所謂「勢因乎時，理因乎勢」[52]。時總在變化，勢與理也就隨之變化。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構成了王夫之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觀。他認為，評論歷史，看待現實，只有「參古今之理勢」[53]，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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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辨析精闢的興亡論。一部《資治通鑑》，其旨在於「論次歷代君臣事跡」，以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的根據。王夫之的論，如他自己所說：「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54]可見，王夫之的論已遠遠超出了《通鑑》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資料，而具有獨創的性質。《讀通鑑論》之論歷代興亡治亂，有這樣幾個重要方面。第一，認為托國於諛臣則亡，國無諛臣則存。[55]第二，指出了不重積聚、「無總於貨寶」與政治統治的關係。[56]第三，指出了「風教之興廢」與皇朝興亡的關係。這裡，我們著重講講第三條。王夫之認為：「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57]這裡說的「風教」，主要是指人們的思想修養和行為原則在政治上的反映。他結合東晉、南朝的歷史論道：「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識。」[58]這些話，很深刻地反映出東晉、南朝門閥地主的特點，即他們把家族的存亡置於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所謂「世臣而托國者」。這實在是當時政治的悲劇。與此相聯繫的是，王夫之還指出自漢迄隋，有「偽德」「偽人」造成政治敗亂的現象，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59]王夫之從「風教」論到「德化」的誠與偽，是指出了意識形態對於政治的重要。《讀通鑑論》對於歷代治亂興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廣泛，有些是針對具體問題說的，有些則是具有普遍性的認識，其中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

  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名篇與名著所論述的問題，範圍恢宏，內容豐富，如對其有條理地進行整理，正確地加以解釋，則其理論的魅力定會進一步顯示出來，從而對今人的啟發所能產生的影響，也一定會更加有力。當然，關於這件有意義的工作，人們只有認清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之後，才有可能自覺地去研究、去發掘，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促進當今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

  [1] 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在理解上和解釋上不盡相同。參見陳啟能：《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載《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瞿林東：《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何兆武：《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編者序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2頁。

  [2] 參見《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4] 參見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33頁。

  [5]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6～277頁。

  [6] 參見荀悅：《漢紀》卷十六《昭帝紀》，見《兩漢紀》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87～288頁。

  [7] 參見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王亦令點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第649～653頁。

  [8]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9] 參見魏徵等：《隋書》卷四《煬帝紀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96頁。

  [10] 司馬光：《資治通鑑》附錄《進書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頁。

  [11]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39頁。

  [12] 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一》，見《後漢書》卷一百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85頁。

  [13]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66～3267頁。

  [1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原序二，吳興祚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4頁。

  [1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16]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26頁。

  [1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63頁。

  [18]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8頁。

  [19]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10頁。

  [20]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03頁。

  [21]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2] 參見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8頁。

  [23] 參見曾鞏：《曾鞏集》卷五十一《說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94頁。

  [24] 范祖禹：《唐鑒》卷二，影印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頁。

  [25] 蘇軾：《東坡志林》卷五《秦廢封建》，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3頁。

  [26]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孟子·離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1頁。

  [2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孟子·離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1頁。

  [2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頁。

  [29]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30] 劉知幾：《史通》卷四《論贊》，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1頁。

  [31]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0～1831頁。

  [32] 參見瞿林東：《杜佑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2～166頁。

  [33] 蕭統：《文選》序，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頁。

  [34] 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35] 參見《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36] 參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73頁。

  [37]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十一《讀書法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頁。

  [3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首《新注〈資治通鑑〉序》，胡三省撰，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4頁。

  [39]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40]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6頁。

  [41] 賈誼《過秦論》為上、下兩篇，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貞《索隱》：「孝公以下為上篇，『秦兼併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為下篇。」則司馬遷所引當為下篇，現有之上篇為後人所補，非《史記》所引原貌（並見《索隱》注文）。參見賈誼：《新書》卷1，《漢魏叢書》本。又，也有以《過秦論》為上、中、下三篇之說者，參見張大可：《史記論贊輯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頁。

  [42] 劉邵，《三國志》作劉劭，今從《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三》所署。

  [43] 劉邵：《人物誌》附錄《重刻人物誌跋》，鄭旻撰，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頁。

  [44] 參見劉邵：《人物誌》，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年，第211～238頁。

  [45]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頁。

  [46] 劉邵：《人物誌》附錄《重刻人物誌跋》，鄭旻撰，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頁。

  [47] 劉邵：《人物誌》卷下《七繆》，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年，第160頁。

  [48]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頁。

  [49]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72頁。

  [50]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73頁。

  [51]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頁。

  [52]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二「晉愍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74頁。

  [53]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漢文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91頁。

  [5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54頁。

  [55] 參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卷十二「晉愍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56] 參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漢高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57]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252頁。

  [58]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252頁。

  [59] 參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九「隋文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