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大勢[1]

  一、引論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它的理論。歷史學理論從其考察的對象和所要闡述的問題來看，包含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個部分。概括說來，歷史理論是人們關於客觀歷史運動的論述與解說，史學理論是人們關於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或一門學科的論述與解說。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有密切的聯繫，即在研究的主旨和重點不同的情況下，二者可以互相包容。這是因為：一方面，史學活動也是歷史活動的一部分，史學活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大多可以從歷史理論中得到說明；另一方面，史學活動又是對歷史活動的反思，歷史活動中產生的觀念、思想、理性等，自然會成為史學活動必須包含和闡述的內容。儘管如此，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內涵畢竟有所不同，從歷史學的理論研究來看，對歷史理論的發展和史學理論的發展，都有必要做深入、系統的研究。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產生、發展亦不例外，它是唯物史觀產生以前的一種歷史理論的一種形式，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史學發展中逐步形成與演進的。因此，它所涉及的許多問題無疑都帶著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特點，其中有些問題也具有普遍的意義。

  中國史學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史學家們在歷史觀點、歷史思想方面有了豐富的積累，也有一些史學家的歷史思想形成了他們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和理論體系。這個認識水平和理論體系因時代而異，因而是變動的，並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從司馬遷、班固到范曄、杜佑，從司馬光、鄭樵、馬端臨到李贄，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到崔東壁，其發展的軌跡清晰可見。還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關於歷史的見解和評論，包含著一些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觀點和歷史思想，這些都可以豐富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認識。

  20世紀60年代初，白壽彝先生在《談史學遺產》一文中指出：「分析批判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這是我們研究史學遺產時首先要擔當起來的重要的工作。當然，過去無論哪一種歷史觀都不可能跟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相比。但分析批判這形形色色的歷史觀，對於掌握歷史理論的發展規律，鍛鍊我們的識別能力，豐富我們的理論，提高我們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2]這裡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對各種各樣的歷史觀進行分析，給予恰當的評論；二是這種研究過程有利於研究者「掌握歷史理論的發展規律」。是否可以認為：前一個方面是可以不斷得到一些具體的結論的，後一個方面則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提升過程。作者在這篇論文中還提出了三個值得關注的具體問題：一是「人定勝天說跟命定說間的鬥爭」，二是「時勢創造歷史說跟英雄創造歷史說的鬥爭」，三是「歷史進化說跟是古非今和歷史循環說的鬥爭」[3]。作者對此都進行了概括性的闡述，從而指出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起來的。

  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再次論說史學遺產，他在講到歷史觀點時，發揮了在20世紀60年代所闡述的見解。他指出：「多年以來我們有個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以前，歷史觀點都是歷史唯心論，好像是一無可取。前幾年，我們在中華書局搞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每一部史書在出版的時候，照例要寫篇出版說明……按照這種寫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書，再沒有其它的價值了。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二十四史，固然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資料，留下了觀察歷史的方法，留下了寫歷史的方法，留下了許多專門知識。從歷史觀點來說，在二十四史里，在別的很多史書里，在不少有關史事論述的書里，都還是有進步的觀點、正確的觀點，可以供我們參考、吸取和發揚的。」[4]這段話包含了對學術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的反思和總結，其核心所在是說明對史學遺產中的思想遺產，應當用歷史主義的方法去總結，用辯證的觀點去分析，而不是做簡單的看待。

  白壽彝以其在史學遺產方面的淵博學識和對中國史學中的歷史觀點、歷史思想、歷史理論的高度重視，以及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思想發展的辯證法則的深刻理解，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一再提出並強調要加強歷史觀的研究。1983年，他在一次學術講演中又一次闡述了他的一貫的見解。他說：「關於中國史學遺產，我看有好幾個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個，中國歷代的史學家、歷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們的歷史思想、歷史觀點……馬克思主義沒傳入中國以前，中國歷史學不可能有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沒有問題。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過去沒有正確的歷史觀點。對具體歷史問題、具體歷史現象、具體歷史人物、具體歷史事件，過去也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正確看法，這些看法不可能都寫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裡面，但是它們是正確的。在今天我們有馬克思主義指導了，對於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們不要一腳踢開，應該吸收過來做我們的營養。」[5]「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思想體系，這個科學的思想體系是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並提升了人類思想的積極成果而創造出來的，不同於在它出現之前的任何思想體系，但又並非同以往的思想體系毫無聯繫，這就是人類思想發展歷程的辯證法則。白壽彝本著他的這種信念，提出了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以前，中國史學上也曾有過正確的思想。這些正確的思想還可以被吸收過來作為今天的史學工作者提高自身理論水平的「營養」。正因為如此，他討論史學遺產問題並不只是停留在學理上，而是進一步落實到史學活動的實踐層面，使史學遺產在當今的史學發展中獲得新的生命力。總之，探討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存在狀況和主要成就，「掌握歷史理論的發展規律」，使這方面的研究所得促進當今史學發展，是我們的主旨和目標。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種探討還有另一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即有助於溝通中國古代史學的思想體系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聯繫。這一點，在白壽彝的上述論說中已有不同程度的顯示，而劉大年論中國古典哲學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時，其雄辯的論證給予了我們深刻的啟示。劉大年指出，在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終於與中國固有文化結合起來」，這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前三個原因是時代使然，第四個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古典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是可以溝通的。也就是說，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有內在的根據。儘管中國古典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於相隔遙遠的歷史時代，屬於截然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於不同的世界觀和思想體系，但中國古代典籍複雜多樣，其中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思想，一向是人們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國傳統的。」[6]劉大年在進一步總結他的論點時又指出：「以上四條，一、二、三條主要講從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時代環境和鬥爭來看，第四條講從中國傳統哲學來看，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符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國文化現階段的重要發展。孔子學說統治成為過去，近代經學結束，是歷史朝前演進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為什麼五四運動以後，西方各種牌號的新思想、新學說蜂擁進入中國，又都像曇花一現，轉眼過去，惟有馬克思主義終於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了？這四條就是回答。」[7]如果我們把劉大年說的中國古典哲學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位置，換位給中國古代史學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話，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應是大同而小異，並無本質上的區別。舉例來說，中國古代史學中關於天人關係的討論，其中也多少包含著歷史究竟是「神」的啟示還是「人」的啟示；中國古代史學中關於古今關係的認識，其中包含著人類歷史是否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中國古代史學中的地理觀念，也存在著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的樸素認識；中國古代史學中一再出現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儘管還不能視為承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偉大創造作用，但從維護政治統治著眼已不得不考慮「民」的存在，等等。我們甚至也可以模仿劉大年的說法，即中國古代史學同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史學，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發生相距甚遠，但它們之間卻是可以溝通的，這正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秀遺產能夠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結合從而獲得新生的內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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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學的發展證明，正是這種結合產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使中國史學獲得了新生，同時也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世界範圍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同以往的歷史理論既有本質的區別，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這是因為人類對於客觀歷史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積累和發展的過程；尊重這一認識過程的辯證法則，才使我們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探討具有學理上的價值和現實的借鑑意義。

  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大勢，按歷史時段劃分，充分考慮到歷史理論自身演進的軌跡，以關注其具體標誌和整體面貌為根據，大致顯示出如下的發展大勢：先秦、秦漢時期，是其形成階段；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其發展階段；五代宋遼金元明清（1840年前）時期，是其繁榮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