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形成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先秦、秦漢時期的歷史發展，影響著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的特點，進而影響到這一時期的歷史理論。因此，在這裡首先要對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和史學特點做一簡要概括，然後再論及有關歷史理論的形成。

  先秦、秦漢時期，泛指中國自遠古時代至東漢末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分期中包含年代最長遠的歷史階段。我們這裡所講的先秦、秦漢時期，主要是指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以來至東漢末年的歷史階段，即包含殷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等時期的歷史。從社會形態來看，一般說來，殷商、西周是奴隸制社會階段，東周初年和春秋戰國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階段，秦漢是封建社會的成長階段。[8]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殷商和西周都曾創造出了它們那個時代的輝煌，而商湯滅夏和武王滅商也同樣是那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周平王東遷洛邑以後，中國歷史進入劇烈的動盪時代，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矛盾、鬥爭和經濟、政治變革；另一方面是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百家爭鳴」，促成了思想領域的活躍和創新。

  秦、漢皇朝的先後建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統一局面，從而奠定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基礎。秦、漢皇朝也都創造了它們的輝煌，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於它們實施了不同的政策，它們的政治局面和歷史結局都有很大的區別：秦朝的短祚和兩漢的接續，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同它們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迥異有密切的關係。

  上述歷史形勢，直接影響到史學面貌。先秦、秦漢時期的史學，是中國史學的源頭和根基。所謂源頭，一是由於文字的發明，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最早的文字記載，從而為史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二是出現了最早的史官、官文書和宮廷頌詩，其中包含了歷史記事的萌芽。三是隨著紀年的進步，王室和各諸侯國出現了國史。四是由於學在官府格局的被突破，出現了私人著史的現象，從而形成了中國史學上官修史書和私家著史相輔相成的優良傳統。所謂根基，是秦漢大一統政治局面和歷史條件，造就了規模宏大的史學，為此後兩千多年中國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這就是《史記》《漢書》的先後問世。

  從中國史學史發展的長河來看，這一時期是中國史學從萌芽到初步發展的時期。此時，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開始形成，並產生了具有標誌性的成果。這一形成過程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先秦史學中若干歷史觀點的提出和兩漢時期史學中歷史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從前一階段到後一階段，經歷了上千年的漫長過程和不斷積累。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在先秦史學中，我們可以梳理出一些比較重要的歷史觀點：第一，天與人的關係，包含「天命」與「人事」的作用，「天道」與「人道」的區別等。二者演進的軌跡，是「天」「天命」「天道」所籠罩的神意逐漸被懷疑、被輕視，而「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現實作用逐漸被認識、被重視。第二，古與今的關係，包含古今是否有聯繫，古今是否在變化，變化的方向是倒退、是循環還是進步，變化的原因是什麼等。其演進的軌跡比較複雜，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觀點，一是變易，二是看到了變易中的進步，三是具有探討變易之原因的意識。第三，君主與國家的關係，包含了君主的類型、君主的職責、君與臣的關係、君與民的關係等。其演進的軌跡，亦呈複雜形勢：君主地位的提升，國家觀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強化，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張力，推動著史學家認識的繼續深入。第四，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包含對地理條件之差異的最早認識，地理的整體觀念及其區劃，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與國家政治之關係的觀念等。其演進的軌跡，一是人們愈來愈認識到地理條件的重要，二是國家觀念之地理表現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第五，民族與文化的關係，包含夷夏之辨的觀念及其含義，夷夏之辨與禮樂制度的關係，夷夏之辨的文化內涵，夷夏之辨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關係等。其演變軌跡也非常複雜：一是從民族本身的差別看待夷夏之辨，一是從文化發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這兩種觀念在對待民族與國家之關係上的不同認識及其長久的歷史影響。第六，興亡之辯與歷史鑑戒的關係，包含對歷史上朝代興亡、社會治亂之原因的探討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於現實的價值和意義，史學家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方法等。其演進的軌跡，一是人們直接從客觀歷史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逐步發展到通過史書的記載而從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其間包含著人們怎樣認識社會歷史、怎樣認識史學，以及通過史學如何去認識歷史；二是人們關於歷史鑑戒的思想，一般說來還停留在對具體事物認識的基礎上，把歷史鑑戒思想提升到理論層面上來，此時還只是個別現象。

  在秦朝，史學出現了一個短暫遲滯階段。而在兩漢史學中，史學家們對上述這些問題都有所涉及，有的問題在認識上有了更大的發展，而尤為重要的是，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再表現為分散的、個別的認識。在有的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那裡，這些認識已表現為相互聯繫的系統性認識，以致形成了自己的歷史理論體系。司馬遷的歷史理論體系是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9]這一撰述目標而展開的。其中，「成一家之言」的含義既有史學理論方面的目標，也有歷史理論方面的目標。通觀《史記》全書，綜合司馬遷的撰述目標，其歷史理論體系的主要構成是包括以下幾點。

  其一，質疑「天道」（如《伯夷列傳》），使其與人事區別開來。

  其二，抨擊封禪和祈神活動，指出其對社會的危害（如《封禪書》）。

  其三，著重於表述人事在歷史活動中的作用（如《陳涉世家》等），肯定了人在歷史轉折關頭或重大事變中的作用（如《絳侯周勃世家》等），認為人的智謀在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如《陳丞相世家》等），注意到普通人的社會存在和價值等（如《貨殖列傳》《遊俠列傳》等），從而確立了中國古代史學的人本主義傳統。

  其四，提出了中國歷史演進過程及其階段性特徵的完整認識（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諸表序）。

  其五，提出了歷史變化與社會進步的認識（如《六國年表》序、《商君列傳》後論等）。

  其六，揭示了治亂盛衰轉化的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普遍性原則（如《平準書》序、《貨殖列傳》序等）。

  其七，提出了歷史演進、社會變化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的初步認識（如《平準書》序、《貨殖列傳》序等）。

  其八，司馬遷以五種體例紀、表、書、世家、列傳著成《史記》，在理論上、內容上、表現形式上反映了社會歷史的全貌，包含政治、經濟、民族、制度、自然環境、各階層代表人物活動及其相互關係與社會價值等，以達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標（如《太史公自序》所論）。

  其九，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左傳》《國語》已有了人物評價之標準的言論，但未成體系。《史記》提出了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和方法，其總的原則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太史公自序》），這些觀點還見於各「列傳」的後論中帶有普遍性認識的議論，也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有關篇目的撰述提綱。

  綜上，這是一個較全面的歷史理論體系，具有前無古人的價值和後啟來者的作用。以此為標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已初步形成。

  此後，這一時期的史學家班固、荀悅對上述歷史理論體系各有補充和發展。班固的主要貢獻是：第一，明確地提出《漢書》撰述目標是「綜其行事，旁貫《五經》」，即把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思想文化結合起來。第二，其《漢書》十志表明他對社會構成和社會生活的認識、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刻，如《食貨志》稱「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地理志》稱「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顯示出明確的疆域理念；《藝文志》稱「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重視歷史典籍和文化傳承的思想等，都有重要意義，顯示出班固「上下洽通」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理論特色。第三，《漢書·敘傳》的最後幾句話表明，班固的《漢書》是要把國家、自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傳統等以及人們的活動和相互關係都寫出來，顯示了他的整體歷史感。荀悅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六主」「六臣」論，對推動君主論的進一步發展有積極的作用。此外，他關於治亂興衰之故的分析，認為要考慮到形、勢、情三個因素，是看到了主客觀因素對歷史活動的影響。

  從孔子的開闊的民族思想，到司馬遷寫《五帝本紀》和周邊各少數民族傳記，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史學在民族問題上，是從對民族的認識發展到對民族史的認識。這一趨勢在先秦史學和兩漢史學中，都具有突出的特點。中國在歷史上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史學家的上述認識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不斷發展的歷史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