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

  首先來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發展與史學特點。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變化、思想文化領域的活躍等，是這一發展的主要標誌。

  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在以下幾個方面特別值得關註：一是門閥地主成為這個時期地主階級中占統治地位的階層，因此門閥的特點在社會的許多方面都有鮮明的反映。[10]二是自秦統一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民族大遷移、大組合、大融合的局面。這一方面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另一方面也為新的更大規模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三是從三國鼎立到隋的統一，其間出現了370年的分裂時期。從整體上看，多年的紛爭不利於全國歷史的發展；但從局部來看，為了支撐各個割據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社會經濟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並最終造成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四是隋唐統一局面的出現，創造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史上空前的繁榮，「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成為這個繁榮的兩個標誌。在物質生產領域和精神生產領域的諸多成就與豐碩果實，證明隋唐皇朝所統治的國家，成為當時世界上文明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五是這個時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發展，佛教的傳入激勵著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鑒真的東渡日本和日本使臣與留學生大規模來到中國，使印度文化傳入中國，而中國文化一則經西域西傳中亞，一則東傳朝鮮和日本。這是一個開放的時代，是一個文明進程突飛猛進的時代。

  這個時期的史學發展的特點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最顯著、最重要的特點是：多途發展，門閥意識，轉折創新。具體說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歷史發展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特點，促使史學在「成一家之言」和創立「正史」之後出現多途發展的趨勢：在「正史」占據重要地位的同時，史書的數量和種類劇增，門閥的特點和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特點在史學上的表現至為突出。隋唐的統一，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學在多途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轉折與創新的新趨勢，轉折又往往同創新相結合。而轉折與創新正是唐代史學的一大顯著特點。

  關於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史書數量和種類的增加，可以從《隋書·經籍志》史部同《漢書·藝文志》的比較、《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同《隋書·經籍志》史部的比較中得其大體。關於史學的門閥意識，可以從這個時期湧現出來的譜牒之書、家史、家傳以及對於禮書的重視中，窺其一斑。關於史學在發展中的轉折，可以從通史撰述的興盛及其撰述中的多種形態的出現，從通史的復興和典制體通史的問世，從君主論、興亡論、治國論等專書的紛紛面世到歷史筆記的萌生等，看到唐代史學的生機勃勃的創新勢頭。這些，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都有極重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來看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歷史及其主要標誌。這個時期，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在形成的基礎上，步入了它的發展階段。從整體上看，這個發展反映在三個方面：其一，前一個時期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有些問題在這個時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有些問題的闡發則產生了系統的論著；其二，提出了前一個時期未曾提出的新問題；其三，出現了足以反映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標誌性著作。

  先來考察第一個方面。

  第一，天人關係仍然是最根本的歷史理論問題之一。儘管此時的史家、史書還時時稱說「天命」，但「天命」愈來愈成為擺設了，人事才是真正被關注的對象。南朝的范曄、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的史學家、思想家。由於柳宗元同史學的密切關係，他的《天說》《天對》不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觀，而且把它逐出了歷史觀，「是超越前人的理論」[11]，因而在歷史理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另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是，南朝的劉邵寫出了品評人物的理論著作《人物誌》。還有，在重視郡望的門閥時代，各種人物的傳記如雨後春筍，表明這是研究人、表現人的時代，「天命」在歷史理論的範圍內已失去了昔日的尊嚴和光輝。

  第二，古今關係也仍是歷史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已不是「法先王」「法後王」或言必稱三代一類的辯難，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樣的認識。例如，關於政治建置，是分封優於郡縣，還是郡縣優於分封？其原因何在？從三國時期到唐代中期，人們有熱烈的爭論。又如關於人心風俗問題，是人們的本性越來越「澆訛」呢，還是由於社會越來越複雜，統治者應採取教化政策？再如關於華夏、夷狄的差別，是天然生成的呢，還是由於種種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時空中有所變化而形成的差異？等等。圍繞這些問題的討論，史學家們把自己的認識推進到新的高度。

  第三，關於國家職能的認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老意識的基礎上，怎樣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國家職能？《周禮》、歷代官制實質上都觸及這個問題，而杜佑《通典》的問世，是極明確地、合乎邏輯地闡述了這個問題，這是中國古代國家觀在歷史理論領域的極重要的成就。

  第四，怎樣看待民族和民族關係。從《三國志》到唐修八史，史學家是怎樣繼承司馬遷撰寫民族傳記的傳統的？他們的認識、理論有何異同？總的趨勢如何？江統提出《徙戎論》的根據何在？唐人撰寫《晉書·載記》的理論根據是什麼？從十六國到唐代，史學家們是如何自覺、不自覺地在史書中反映出各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趨勢的？范曄、劉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在這些問題上提出了精闢見解的史學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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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君主論在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一個時期，孔子、孟子、荀悅等，都有所議論，而《史記》多有精闢論斷。這一時期，關於君主的評論，在正史帝紀中屢見不鮮，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後漢書》《隋書》帝紀後論堪稱代表作。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的君主論已發展為系統的認識和理論的闡說，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論》（略是事略，論是評論），後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第六，關於正朔之論。制定正朔同曆法有關，在中國古代，它也同政治統治有關。因為只有最高統治者才有權確定正朔。隨著歷史的演進，制定正朔也就成了政治統治之合法性的同義語了。陳壽《三國志》問世後，歷代史家對此有不同的見解。從歷史理論來看，其重要性並不在於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也不在於華夷之別的問題，其隱藏的深層含義，乃是政治統治的歷史連續性問題。這對於中華文明在歷史觀念上和歷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後，宋代以下正統論及相關論點，都屬於這種性質。

  第七，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司馬遷把西漢轄境劃分為幾個各有特色的經濟區域，並分別有所論述，反映了他的區域經濟思想因素。這一時期，史學家們對地理條件之影響社會發展多有關注，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論述。此外，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書鈔》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著有代表性的理論認識。大致說來，地理條件之影響社會發展，在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風習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第八，興亡論和治國論的展開。興亡論和治國論之所以成為古代歷史理論的一個方面，是因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學家們對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認識，這些認識影響於後世之最重要者在於治國安邦，即從歷史上的興亡之論返回到現實中的求興而避亡、求治而避亂的實踐，故其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也可以被認為是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現實目的之一。前一時期，賈誼的《過秦論》經司馬遷引用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樣，陸賈的《新語》，也因《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的稱道而廣為流傳。這一時期，史學家們關於興亡和治國的討論有全面的展開。以正史為例，范曄《後漢書》中帝紀後論、相關類傳的序與論，不僅對東漢興亡有很多精闢的分析，而且有些認識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唐初史家所修《晉書》《隋書》，在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魏徵的史論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關於興亡之論、治國安邦之論的精彩篇章。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李德裕的《三國興亡論》等，也不失為名篇。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盛唐時期史家吳兢所撰《貞觀政要》，此書10卷40篇，詳述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論為政得失之故、議長治久安之策，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可以認為，這不僅是一部貞觀之治的歷史畫卷，而且是一部有普遍意義的關於治國安邦的理論著作，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與此有關的，還有中唐時期的學人趙蕤撰寫的《長短經》，也是一部以歷史內容為主的專書，旨在經世濟用，自應在歷史理論考察的範圍之內。

  第九，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標準、理論和方法。《後漢書》重視歷史人物的德行，並善於做綜合概括，提出理論性的認識。《隋書》繼承了司馬遷的思想，強調歷史人物和時勢的關係，認為時勢造就了傑出人物。中唐以至晚唐，史家關注以何種標準採集人物傳記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尤其值得全面闡釋的，是南朝劉邵的《人物誌》，這是極重要的一部關於如何評論人物的理論著作。

  再來考察第二個方面。

  這個時期，提出了什麼新的歷史理論問題呢？這裡，至少有兩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個問題，關於「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海內一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觀念。三國鼎立時期，政治家們追求的是政治統一；陳壽撰《三國志》，是把三國的歷史寫在同一部史書中；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其視野所及，是全國的疆域，有的地方甚至涉及境外；隋唐之際的李大師早已不滿於以南北分割的觀念撰寫史書，李延壽繼承父志，寫出了南、北互見的《南史》《北史》；唐人撰《晉書》，除民族問題外，也有要寫出完全意義上的兩晉歷史的目的，等等。凡此，都是「大一統」思想的具體反映。隋唐時期，史學家和政治家反覆稱說「天下一家」，這可以看作是「大一統」觀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個新的歷史觀念，對其做深入的考察，有重要的意義。第二個問題，關於國家起源的問題。先秦、秦漢時期，人們已有這方面的一些認識，而這個時期的柳宗元撰寫的《封建論》是更具有實際內容的天才猜想，是當時人們認識水平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

  最後考察第三個方面。

  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進入發展階段的標誌是什麼？如果說，司馬遷、班固的史論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形成的話，那麼杜佑、柳宗元的史論則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了。如果說司馬遷、班固是以其完整的體系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形成，那麼，杜佑、柳宗元則是以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認識所達到的新的高度，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階段的主要標誌。舉例來說，杜佑論地理環境與華夷關係，論古今關係與華夷之別，論食貨為國家職能之首及各部門職能之邏輯關係，論風俗與社會等，都是歷史理論領域的新發展。柳宗元論天人關係，論「封建」與「郡縣」之建置的優劣及「勢」的作用，論國家起源，論「聖人之意」與「生人之意」的根本性差別等，也都達到了當時人們認識的新高度。在歷史理論多方面發展的基礎上，杜佑、柳宗元的史論作為發展階段的標誌，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