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繁榮

  依照前例，我們首先對五代、宋遼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的歷史發展與史學特點做一概括。

  五代宋遼金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和走向衰老的時期。五代宋元時期，先有五代和十國的分立，繼而有遼、西夏、金和兩宋的和戰，後有元的大統一。這個時期，廣大的邊區，從東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進入了封建社會。東南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這是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的兩個重要標誌。

  前一個歷史時期的門閥地主階層，在北宋和南宋時期，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元統一後，南宋地主階級的勢力基本上被保存了下來，他們所在的地區是當時社會經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廣大邊區的封建化，是元代社會生產發展的新氣象。明朝的建立和滅亡，以及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前一歷史時期的品官地主和他們延續下來的勢力，以及蒙古貴族地主，在農民起義的重大打擊下瓦解了。代替其地位的是新興的官紳地主。這個階層是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但因仍依附於舊有勢力而得不到應有的正常發展。明初，資本主義已有萌芽，明中葉後期萌生較多。清初以後，資本主義萌芽又有所發展。

  從對外關係上說，隋、唐、宋、元都居於主動的地位，明清時期對外關係明顯地逆轉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在16世紀初已經東來進行殖民活動，並侵及中國領土。此後，沙俄、英、美相繼而來，對中國的野心日益擴大。明初鄭和下西洋和清初對沙俄的侵略進行反擊，這是對外關係上的大事，但從總的形勢來看，中國的處境日益被動。在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災難。[12]

  上述歷史狀況，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及中外關係等方面，都對史學發展有直接、間接的影響。總起來看，從五代到清中葉，這個時期的史學有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十分突出。不論是北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范祖禹作《唐鑒》，還是南宋李燾作《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作《三朝北盟會編》，都極其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特點。這個特點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北宋的社會問題嚴重，經濟、政治、軍事亟待改革，二是尖銳複雜的民族矛盾。憂患意識是中國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而以兩宋史家最為突出。第二，多民族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以元代史學最為突出，清代史學則繼其餘緒。這個特點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及其發展有直接的關係。第三，史學向社會深層發展。這表現為：歷史撰述更多地反映出社會經濟領域各部門的具體內容；更多地反映出人與自然的關係，如治河、救災等；社會大眾對史學的需要以及蒙童教育中歷史內容增多，促進了歷史教育的發展；歷史筆記和地方志興盛，進一步擴大了史學的範圍和影響；市民階層的意識和要求，在史學中開始表現出來。第四，歷史著作反映了古代史學之總結與嬗變的趨勢。這一趨勢在歷史理論、史學理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表現為批判意識的增強，尤其是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同時也表現在舊的價值觀念的動搖。第五，自宋、遼、西夏、金、元以來直至明清，各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發展。這在歷代正史、地理書、皇帝詔書、典章制度等歷史文獻中都有顯著的反映，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六，關於域外史地的記述增多了，反映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比以往更加密切。上述的歷史形勢與史學特點，推動了五代、宋遼金元、明清時期歷史理論的繁榮與嬗變。

  

  宋代理學的興起和明清之際歷史批判意識的滋長，從不同的方面影響到這一時期的歷史觀念，從而在歷史理論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但是，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路徑並未因此而出現方向性的變化。從總體上看，它沿著已經走過的軌跡繼續前行，並踏進了繁榮的門檻，而在繁榮之際，也就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及特徵。

  第一，關於天人關係。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的問題，經過大約千年的討論，「天」的神秘的面紗已被揭去，「人」理所當然地成了歷史的主宰。由於理學的興起，理學家們關於「天理」和「人慾」的詮釋，不論其有多大的合理內核，都給史學的發展帶來了某種消極影響，但它畢竟不能改變史學家循著「人事」的「勢」與「理」去思考和解釋歷史。

  第二，關於古今關係。當鄭樵提出「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時，他是把歷史縱向考察視為既有「古今相因」，又有「古今之變」的；同時，他又把歷史橫向考察視為「百川異趣，必會於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13]。質而言之，「會通」不只是時間相通，而且也是空間相通。是否可以認為，這是把《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中說的「通古今之變」和「上下洽通」綜合起來了？是否可以認為，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家的「大歷史觀」的一種表述形式？還有，當馬端臨提出區別看待歷史之「不相因」與「實相因」時[14]，是否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史家對於古今關係又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即對具體史事和制度沿革不做同等看待？當然，他說的「不相因」，是從事件本身去看待的，並不是指事件背後的「理」。他說的「實相因」則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指出了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

  第三，關於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地理思想在這一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從現存的《太平寰宇記》可見宋人的地理觀念之宏大和國家統一意識之明確。明清兩代的大量的治河之書，反映了史家對水利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所敘經驗教訓在今天仍有現實參考價值。顧炎武的幾部地理著作，反映地理與建都、水利與經濟、地理建置與政治統治之關係的認識與闡述，都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是古代軍事地理的最高成就，其各部分的序文多系地理思想之傑作。其他散篇專文，亦不乏真知灼見，如龔自珍的新疆建省之議等。

  第四，關於民族與民族關係。這時期的史學家們在這方面的認識，既有激烈的論爭，又有理性的闡說，其總的趨勢是走向歷史文化的認同：遼、金史家對中原歷史文化的認同，元代史家對宋、遼、金三朝歷史的認識以及對中原歷史文化認同（其中包含對多種史書的重視與評價），清代史家表現出來的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廣泛認同、總結、繼承和發展。這些歷史文化認同的種種表述形式和理論上的闡發，是中華民族之民族認同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第五，關於君主論。這時期的君主論，與前一時期相比，在正面的理論闡述上，建樹不甚突出。司馬光的《稽古錄》略有評論，而《冊府元龜》的「帝王部」在分目論列上頗有可采。值得關注的是，由於明代專制主義集權，已難得有正面闡說君主的專書。到了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是以批判君主專制為宗旨的史學家，這標誌著中國古代君主論已經到了終篇的時候了。我們說的此時歷史觀的嬗變，這是主要標誌之一。

  第六，關於國家論。司馬光強調「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王夫之強調「國是」「民情」「邊防」，其間貫穿著國家職能之觀念的不斷增強。自宋迄清，在國家行政建置方面，各有論說，都有值得總結的地方。顧炎武的《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都是論國家職能的大文章，具有古代國家論的總結性質。他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出了個人同國家的關係，這種關係已不是臣民對於君主的關係了。

  第七，關於正統論。歐陽修繼承了《春秋》筆法而倡言「正統」，把以往朝代更迭、皇位繼承、華夷之辨、史書起元等歷史現象和史學現象上升到理論層面，這對於深化久已有之的制定「正朔」的傳統之內涵，有一定的意義。關於「正統」之論，言人人殊，各有利弊，自可分別做出分析、判斷。這裡，首要的問題是要關注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清朝統治者自謂遵循炎黃以來的「治統」，又恪守儒家學說的「道統」，這無疑是事實上的「正統」。可見，「正統」之辨，從表象上看，是探討某一朝、某一帝、某一民族之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從深層次上看，這是對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發展的種種論證。

  第八，關於治亂興亡問題。在這方面，西周、漢、唐以來，宏論迭出，影響巨大。宋代史家，深於憂患，考察前史，繹真知。司馬光的《稽古錄》《資治通鑑》、范祖禹的《唐鑒》、孫甫的《唐史論斷》等，都是佳作。李燾、李心傳、徐夢莘等人的本朝史撰述，於得失成敗之故，也多有深刻剖析。宋代史家在這方面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元代史家論宋、遼、金三朝興亡，也不乏可采之論。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可謂這方面理論的百科全書，中國古代歷史理論至此達到它的最高境界。

  第九，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前兩個時期，在這方面已有豐富的理論和方法的積累，這時期史學家在歷史人物評價方面，一則繼承前人的理論和方法，一則也提出了新的認識，而重點在於後者。一是從學術史、名臣奏議、名臣事略一類的著作中，可看出作者的宗旨和理論；二是從李贄《藏書》對歷史人物的分類及其標準，可看出其理論、方法、價值觀等，這也是歷史觀念之嬗變趨勢的表現之一；三是章學誠關於「知人論世」之評價歷史人物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國古代史學關於評價歷史人物之理論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方法論上的重要參考價值。

  縱觀這一時期的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進程，一方面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另一方面是於繁榮之中顯示出嬗變的趨勢。概而言之，其繁榮的標誌是：當理學家提出「天理」的命題時，史學家則把「天」從「理」中剝離出去，而把「理」放在事實中來考察。胡三省認為「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章學誠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這就是說，討論「道」，討論「理」，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事實。換言之，這是完全擺脫了神意的「天」來探討理論問題。當鄭樵、馬端臨對「會通」與「相因」「不相因」做出了各自的論說時，表明史學家對古今關係的認識已超過了前人，而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論內涵。此外，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係的理論，從宋代史家到明清之際「二顧」，就其理論形態的整體性而言，也都超過了前一時期。顧炎武的國家論，繼承杜佑、柳宗元的思想，但在分析細緻和觀念明確方面，卻又超過了杜、柳，成為中國古代國家理論的代表作。關於興亡治亂的探討與分析，宋代史家成就突出，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乃是這方面的集大成者。「正統」之辨的深層含義，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史學家們對於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發展的重視，理論價值與歷史意義至為重要。遼、金、元、清四朝史家，把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認同的優良傳統極大地弘揚開來，其認識所得，是這時期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上這些，合而觀之，確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之繁榮景象。至於李贄的歷史人物論，黃宗羲的君主批判論，以及崔述的疑古、考信論等，則表明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出現了嬗變的趨勢，成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一個部分。這個趨勢，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領域愈來愈寬闊，勢頭也愈來愈迅猛了。

  [1] 二十年前，筆者撰寫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載《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今作此文，似可視為其姊妹篇。

  [2]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72～473頁。

  [3]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9頁。

  [4]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95～496頁。

  [5]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11頁。

  [6] 劉大年：《劉大年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27頁。

  [7] 劉大年：《劉大年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29頁。

  [8] 關於中國社會的歷史分期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界不斷有所爭論，見解各異，分歧甚大。這裡是根據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敘篇」的說法，以下各卷同此。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735頁。

  [10]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7～228頁；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90～116頁。

  [11]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頁。

  [12]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22頁。

  [13] 鄭樵：《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14] 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