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遺產與史學史

  中國古代史學遺產蘊含著豐富的思想資源，對於歷史的認識和對於史學的認識，是兩個極其重要的方面。而史學遺產的悠久的歷史積累本身，即展示了它自身發展的歷史，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史學史。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史學史分冊，即「史學史總部」的提要是這樣表述的：

  本總部所纂輯的內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及豐碩的史學成果，其文獻資料以史部書為主，兼及經部、子部、集部有關之書。

  本總部包含史學通覽、先秦史學、編年體史書、紀傳體史書、紀事本末體史書、典制體史書等三十六個部。其中，史學通覽反映了中國史學悠久的歷史和恢弘的氣象，先秦史學反映了中國史學產生的過程，其餘各部涉及史書的性質、體裁等諸多方面，歷代皇朝關於修史的認識、政策、措施和制度，歷史教育以及諸多史學家的生平及其著述活動，反映了中華民族深刻的歷史意識。[22]

  這裡說的36個部，除文中提到的6個部以外，還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國史、會要、訓誥、方略、傳記、譜牒、方志、民族史、地理書、邊疆史地、域外史地、歷史蒙求、雜史、筆記、學術史、史論、史注、史考、史表、史官、史館、史鈔、類書、目錄、史評、史家傳記這30個部。各部之內不再劃分小類，而是分別以事目按時代先後編次，使之各從一個方面反映史學史的進程。其中，「先秦史學部」是一個例外，因為在史學產生的早期階段，難得做細緻的分類，我們根據有體例而不拘於體例的原則和前人關於「六經皆史」的見解，則以具體的史書標目，以顯示這一時期史學的面貌。這些史書是《周易》《詩經》《尚書》《逸周書》《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禮記》《竹書紀年》《世本》《國語》《戰國策》《山海經》。這種靈活地看待和運用體例的方法，得到不少同行的認同。

  

  其實，《史學史總部》的開篇《史學通覽部》也是一個變通之例。按全書的體例，它應名曰「綜論」。但考慮到「史學史」是一個發展過程，以「綜論」標目，似難以表明歷代史家論史學中所貫穿的「通」的意蘊，故以「史學通覽」標目。根據這樣的考慮，我們在「史學通覽部」之下，列舉了如下事目：漢班固論說前代史學，南朝劉勰縱論史學，唐高祖論修前代史，唐太宗論史之為用，唐初史臣論史官職責，唐劉知幾論歷代史學，唐劉知幾論史書流變，唐劉知幾論歷代史館之制，宋朱熹論讀史，宋鄭樵論史書之會通與斷代，元馬端臨論文獻之史，明胡應麟評歷代史書，明王世貞論國史、野史、家史，清王夫之論論史讀史，清章學誠論史德，清龔自珍論史職之尊等。這些事目及其相關內容，一方面反映了歷代史家、學人關於史學的論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所論說的不同側面，故能於縱通之中彰顯史學的豐富內涵。當然，對浩瀚的史學遺產來說，這裡說的「史學通覽」只是前者的一個縮影罷了，這是專業工作者所能理解的。

  《史學史總部》的「史家傳記部」收錄自先秦至清末約340位史學家的傳記。這裡也存在兩個難以處理的問題：一是怎樣確定「史學家」的身份，二是跨越朝代更迭的史學家之朝代歸屬問題。我們的做法是視其與史學之關係的程度來定其身份，視其史學活動主要發生於何時來定其歸屬。同時我們深信，還有一些史學家沒有被收入「史家傳記部」，一來是有些史學家沒有留下傳記；二來是我們的閱讀範圍有限，自也會遺漏一些史學家的傳記。因此，中國古代史學家的實際數字當超出我們所收錄的範圍，自無疑義。

  《史學史總部》的其他33個部，所列事目及相關文獻，都有確切年代作為依據，充分顯示出作「史學史」之「史」的準確性。在這方面，參與編纂者費力甚多，為的是儘可能揭示史學遺產中那些有確切年代可考的珍貴事實。僅從這一部分來看，我們可以自豪地認為，這是世界史學發展史上所僅見的奇觀。這裡，僅舉「實錄部」為例，從首條「唐房玄齡等修成高祖太宗《實錄》（唐貞觀十七年，643年）」到末條「《穆宗毅皇帝實錄》撰成（清光緒五年，1879年）」，1200多年間，歷經唐、遼、宋、金、元、明、清諸朝，關於「實錄」的修撰未曾中斷。中國古代史學之發達為世界各國所僅見，於此可見一斑。

  應當提出的是，關於《史學史總部》這種編年記事的方法，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前輩學者楊翼驤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致力於此，並先後出版了3冊《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23]，這為我們的編纂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鑑。我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編纂的範圍，豐富了編纂的內容。由於有關文獻資料的浩繁，涉及事項頭緒眾多，我們採取了以類相從、分列事目、按年編次的方法，以便於編次和查閱。同時，這更加顯示出中國古代史學的豐富多彩、博大精深。

  當然，《史學史總部》也存在一個明顯的遺憾，即因受到以類相從、分列事目、按年編次的體例上的限制，致使史學史上有些重要的人、事、著作因年代失載而無法收錄編次。[24]我們在編纂工作中，常常因此深以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