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遺產與史學理論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還涉及另一個理論領域問題，即史學理論。對此，該分冊的提要是這樣說明的：

  本總部所纂輯的內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國歷史上人們關於史學（作為一種知識、一門學問的史學）發展中產生的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與撰述，其文獻資料以史部書為主，兼及經部、子部、集部有關之書。

  本總部包含史學功用、史家修養、史學方法、史學批評等四個部，有廣泛的涵蓋面。其中，史學功用問題，是古往今來人們十分關注的重要問題，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現實意義。史家修養，反映了中國史家在這方面所積累的思想、道德遺產，對今天的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和學風建設多有借鑑之處。史學方法，反映了中國史學的特點。史學批評，是推動史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也是聯繫史學與社會的橋樑之一，而關於批評之標準與方法則反映了中國史家的氣度、見識與風采。[15]

  在中國史學上，人們對史學的認識，最初當始於對史書教育作用的認識。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叔時論史書的教育作用，可以被看作中國歷史上較早關於通過史書進行歷史教育的言論。[16]楚國史官左史倚相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輔佐楚國國君，被時人稱為楚國之「寶」，是指史學在治國方面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有關史學社會功能的記載。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因晉國史官董狐「書法不隱」的膽識而稱讚他為「古之良史」[17]，這是涉及史家修養的較早記載。其後，《左傳》作者稱頌《春秋》，說是「非聖人，誰能修之」[18]，具有同樣的性質。《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則展示了這兩位史學家在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上的多方面創造。唐人劉知幾《史通》一書的面世，表明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批評這一領域已達到比較成熟的階段。史學理論分冊正是循著中國史學的這一發展軌跡進行編纂的。

  史學理論分冊的4個部類之下，又都劃分為若干小類，以囊括每個部類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以史學功用部為例，它包含了史學與畜德、史學與彰往察來、史學與懲勸、史學與資治、史學與經世、史學與歷史這6個類別，其中不免有所交叉，但基本含義是可以界定的。這裡，我就「史學與歷史」這一小類講一點認識。一般說來，人們都很重視對歷史的認識，因為從歷史中可以得到知識、借鑑、智慧等。但是，人們可曾想過，歷史已經成為過去，怎樣才能認識它呢？這是非常簡單而又極易被忽略的問題。其實，人們認識歷史，主要是通過閱讀史書而實現的，也就是說，史學是人們認識歷史的主要工具或主要途徑。這個簡單的道理提示我們：對歷史有真誠態度的人們，應當對史學在這方面的功能和價值有恰當的認識。在這方面，先賢留給後人許多真知灼見，都是值得重視的。舉例來說，「通古今」是人們認識歷史的基本要求，也是人們得以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的起點。自司馬遷以「通古今之變」作為撰寫《史記》的主旨之一以後，歷代史家都對此十分重視。宋人鄭樵對作史當有「會通之旨」[19]再三致意，雖有偏激之嫌，而其深意不可忽視。清代史家王鳴盛就「通古今」的重要，引唐人韓愈詩並發表議論說：「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賴有字，亦賴有史，故字不可不識，史不可不讀。」[20]「通古今」對深入認識歷史的重要性，清代史家王夫之結合《資治通鑑》的內容以及他讀《資治通鑑》所發表的議論，這樣寫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21]

  從古代的價值觀、人生觀來說，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即以今天的認識來說，所謂「國是」「民情」「邊防」以及怎樣做人等問題，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見，史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進而認識現實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學問所不可替代的。

  史學理論分冊的「史家修養部」包含直書、曲筆、書法、史才三長、史德、史法、史意、信史、良史9個小類；「史學方法部」包含文獻、采撰、史體、史例、敘事、考證、論贊、經與史、文與史9個小類；「史學批評部」包含史學批評標準、史學批評方法兩個小類，連同上述史學功用部的6個小類，史學理論總部共有26個小類，大致上覆蓋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主要問題。我們是否應當有這樣的自信，即對於其中每一小類所提供的思想資料做綜合的研究，都可以寫成內容充實、洋洋灑灑的理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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