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遺產與歷史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外國的（主要是西方的）有關歷史學的理論著作大量湧進國門，這對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即在一些史學工作者中產生了一種誤解，認為中國史學沒有理論，甚至用西方近代的歷史哲學的發展來反襯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的蒼白。筆者對這種非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評。[9]當然，產生這種誤解也有我們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並進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這方面還缺乏應有的自覺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世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對中國史學上的理論遺產的發掘和闡釋，而這種趨勢還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立項，用通常的話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面對浩如煙海的史學遺產，我們用什麼方法、採取什麼體例把有關的文獻鉤稽出來並加以梳理，成為學科建設中的便於參考、使用的一部大型類書？顯然，「竭澤而漁」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說，即便能夠做到，似也無此必要。唐人劉知幾說，「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10]，何況我們也實在難以做到「博聞」。因此，我們的方法，只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連類列舉，推及所未知的部分。當然，採用這種方法，一是要對已知的部分做整體上的梳理，列出綱目，制定體例；二是要有一個具備一定知識基礎和學術素養的研究群體。學術前輩的開拓性研究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發，而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以及歷屆的博士研究生，正是這樣一個學術群體。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包含三個分冊：歷史理論分冊，史學理論分冊和史學史分冊。按照《中華大典》編纂體例的要求，這三個分冊也被稱為三個「總部」，它們的內容和編纂各以自身的特點，構成全書的整體風貌。

  這裡，先說史學遺產與歷史學的理論問題。我們認為，史學遺產所包含的歷史學的理論遺產，大致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關於人們對客觀歷史認識的見解和理論，一是關於人們對史學本身認識的見解和理論。它們之間是有聯繫的，但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11]一般說來，人們在運用它們的時候，並不十分注意到它們的這種聯繫和區別，但是當我們對它們進行研究時，則不能不注意到它們的這種聯繫和區別。

  我們對歷史理論分冊（即歷史理論總部）的「提要」做了這樣的說明：

  本總部所纂輯的內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國史學遺產中人們關於客觀歷史進程之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認識與論述，其文獻資料以史部書為主，兼及經部、子部、集部有關之書。

  這是關於斷限、內容及資料來源之總的說明。「提要」進一步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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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部包含論天人、論古今、論地理、論時勢、論華夷、論國家、論正統、論分封、論興亡、論鑑戒、論風俗、論人物等12個部。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歷史上備受關注的問題，反映了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的特點，對當代史學關於歷史理論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和借鑑意義。其中，天人、古今自是歷史理論的根本問題，地理、時勢、興亡、鑑戒，涉及社會歷史面貌和人們的追求，國家、正統與政治統治密切相關，華夷之論則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緊密聯繫，重視風俗移易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評論歷史人物的方法和標準亦歷來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這些問題之間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內在的聯繫。[12]

  這裡提出了12個方面的問題，至於說「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歷史上備受關注的問題」，因為這都是從史學遺產的積累中概括出來的。

  譬如，至晚從司馬遷著《史記》開始，天人關係、古今關係，便成為歷代史家一再關注的基本問題；《史記》中的《河渠書》《平準書》涉及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而自《漢書·地理志》以下，直至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都有許多評論地理條件與生產資源、社會經濟、戶口多寡、水利事業、戰略攻守等精闢論斷；從司馬遷說時勢到王夫之論勢與理，歷代史家多有探討歷史環境與人的活動的關係及其內在之理；從春秋時期開始的華夷之辨的爭論，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華夷」觀念的變化，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過程；從不同的「正閏」之說到不同的「正統」之論，反映了歷代史學家、政治家關於某些朝代之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爭論，而這種爭論在其深層的含義上則是中國歷史之連續不斷發展的不同的外在表現形式；歷代正史的志，直接間接地反映了史學家對國家職能的認識，其志序則是這種認識的集中反映，而杜佑的《通典》，兼記制度和議論，可以說是中國古代一部「國家論」巨著；貫穿於西周至明代的分封之制，儘管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但卻引發了歷代史學家、政治家的不窮的辯難，直到明清之際顧炎武作《郡縣論》，才對此種辯難畫上一個句號；風俗既是時代精神、社會風尚的反映，又是一方水土、人情、風習、信仰和傳統的五彩繽紛的畫卷；至於朝代興亡、社會治亂之故，治國安邦之鑑戒，歷史人物之評價，則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始終存在的問題。所有這些，既不乏巨製而又鴻篇累累，其議論之可采者，在在多有，其中自亦閃爍著理論的光輝。

  為什麼說這些問題是「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的特點」？

  這裡說的特點，主要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有其發展中的不同之處，從而造成了理論上著重點的差異，如論華夷、論分封、論正統等。因為各國的史學家、政治家各有不完全相同的社會存在，因而他們提出的問題，雖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必有相異的地方，從而形成各自的特點。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史學家，也包括思想家、政治家，一般說來，都有「未嘗離事而言理」[13]的風格和傳統，這不僅表現在歷代正史的史論中，也表現在《通典》《資治通鑑》這樣的歷史巨著中，還表現在《讀通鑑論》《宋論》這樣的史論專書中。章學誠總結出來的這一特點，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生成狀態、表現形式，確有很大的啟迪作用。例如，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論》，有事略，有評論，採用問答的形式表現出來，實際上是一部深入淺出的「帝王論」專書。又如，對於《貞觀政要》這部書，我們把它看作唐太宗君臣論政之書，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從作者吳兢的視角去看待這部書，尤其是從他所設計的40個標目來看，它何嘗不是一部「貞觀之治論」或「治國論」呢。再如，對於《唐鑒》這部書，強調以唐為鑑的思想，但從作者范祖禹一面列舉唐代重要史事、一面加以評論的撰述形式來看，這也可以被看作繼賈誼《過秦論》、曹冏《六代論》、朱敬則《十代興亡論》之後的一部「唐代興亡論」著作。這些實例表明，中國史學家「未嘗離事而言理」實可被視為一個特點，甚至也可被視為一個優點，即注重從歷史實際出發，不發空論，表述平實而便於理解，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一個突出的風格。

  當然，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還具有另外一些重要特點。例如，探討問題的廣泛性和連續性，這同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又如探討的問題多以人事為中心，這同先秦時期輕「天命」重「人事」思想的發展、同司馬遷《史記》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有密切的聯繫，等等。

  中國古代史學家出於什麼樣的考慮，撰寫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歷史理論著作？這要對有關的史家和史著做具體分析，而經世致用當是他們的共同主旨。這裡，我們不妨舉王夫之在讀了《資治通鑑》後，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的「論」為例，做一說明。他這樣寫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14]

  這是王夫之說明他之所以「有論」的幾個方面，以及他對於「論」中所含之「道」的價值的認識。讀史者「有論」如此，著史者亦當有類似的思想認識。而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家的這種認識及其豐富的歷史理論遺產，確有深入反省和研究的必要。如果此言不誣，那麼《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中的歷史理論分冊，或許可以提供研究上的一點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