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理史學遺產的重大意義

  1961年，白壽彝先生發表《談史學遺產》一文，指出批判繼承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據我的膚淺理解，作者提出這個問題，有三個方面的考慮。第一，是作者受到祖國歷史文化遺產的諸多領域的整理工作的啟示。他指出：

  建國以來，醫藥學遺產和戲曲遺產的整理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一個是蓬蓬勃勃，一個是萬紫千紅。歷史遺產的其他方面，如數學、天文曆法、農學、化學、建築、機械、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文學、哲學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績。祖國史學有長期的歷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豐富的。但我們史學工作者注意一般的歷史遺產比較多，注意史學遺產還很不夠。這篇小文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促請同志們多注意一下。[1]

  作者的這一段話，一方面反映了他對祖國歷史文化遺產整理工作的密切關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對史學遺產之重要性的自覺意識以及開展史學遺產整理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是作者對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有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對此，他提出了三點認識。一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理解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現實鬥爭中的戰鬥作用」。作者從西周的「有冊有典」講到清代的「歷史書獄」，說明「一切歷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歷史觀的支配。不同的歷史觀，歸根到底，總可以從不同的階級利益上得到解釋。但歷史觀在反映階級利益的時候，往往是錯綜曲折，不一定明顯確切。再加上史學傳統的繼承性，就使我們對於史學遺產進行階級分析的工作更加複雜化了」[2]。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者強調歷史觀對歷史著作的重要，同時又指出對歷史觀進行階級分析時又是一個複雜的工作，這種辯證地看待歷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態度，確乎難能可貴。二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逐步摸索出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作者列舉了這樣幾條規律：「從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不同時期的歷史著作總是有它的不同的特點」；「在中國歷史遇到一定顯著變化以後，總有帶總結性的歷史名著出現」；「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從最簡單的關係到比較複雜的關係」[3]。對於這幾條規律，作者都略做舉例予以說明。大凡承認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發展規律的研究者都知道，探討並闡述某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研究工作中最為艱難的事情。近五十年前，作者提出的這幾條規律，以至於還可能存在的其他規律，至今還沒有見到有一定深度的和有說服力的研究論著問世。寫到這裡，筆者本人甚覺汗顏。三是「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把歷史上提出來的一些史學問題作為當前歷史研究的資料，豐富我們研究的內容」[4]。作者認為，不論是做個案研究、綜合研究，還是做比較研究，都會起到這種作用。作者舉《文獻通考》與《通典》相比較，舉《史通》和《文史通義》的一些篇目所討論的問題，用以說明自己的論點。從以上這幾個方面來看，作者對史學遺產問題，確有深刻的和系統的考慮，其中許多見解在今天仍值得有關研究者的重視。

  第三，是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運用，這也是作者提出史學遺產問題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白壽彝先生這樣寫道：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鑑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這段話是針對著文學藝術遺產說的。從對待遺產應有的正確態度來說，在文學藝術和史學之間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我們對於毛主席的這段論述，應該認真地學習、體會。[5]

  從作者的這段引文和說明來看，我們可以認為，關於開展史學遺產研究的問題，正是作者在上述理論指導下所做的關於學科發展的前瞻性思考。誠如作者所說：「我們要研究史學遺產，既不同於那些要把遺產一腳踢開的割斷歷史的簡單的想法，也跟那些頌古非今的死抱著遺產不放的國粹主義者毫無共同的地方。我們主張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改造我們的遺產，使它為社會主義史學服務。我們要繼承優良傳統，同時更要敢於打破傳統，創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學規模。」[6]作者好像是一個辛勤的園丁，把史學遺產中的一些珍貴品比作一個個「花圃」，分析它們的性質，描繪它們的狀況，指出研究它們的路徑和方法，洋溢著自豪之情和充滿信心的前瞻。

  從學術史的眼光來看，應當強調的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史學家第一次明確地、有系統地提出研究史學遺產問題。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卓越見識；另一方面也是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的召開，以及此後史學界開展史學史研究大討論的學術環境使然。對於新中國的學術史上這絢麗的一頁，我們這些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後學、後進們，總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去閱讀它，去感悟它的歷史價值。

  1981年，整整20年的歷史滄桑，絲毫沒有消解白壽彝先生的「史學遺產情結」，他在這一年連續發表了四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的文章。然而，言猶未盡，1982年夏天，再次發表一篇此類文章。[7]作者廣泛而深入地闡述了歷史觀點方面的遺產及其現代價值，歷史文獻的分類、剖析和利用，史書編著的體裁、體例及綜合運用，史書文字表述的藝術性傳統及當前與今後發展趨勢等。談論間，作者如數家珍，信手拈來，從容而風趣，比之於20年前的《談史學遺產》一文，更顯得雍容大度、平實自信。

  

  歷史已經證明，關於史學遺產的研究，確已到了適逢其時的時候了。從1980年至今，平均每年都有一兩部貫通的中國史學史著作出版就是最好的證明。[8]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務院批准的國家重大文獻整理工程《中華大典》的啟動，隨著《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立項，又為史學遺產的研究在文獻整理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