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餘論

  同浩如煙海的史學遺產比較起來，《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只不過是它的一個小小的縮影，遺漏和缺陷是在所難免的。儘管如此，這畢竟是中國史學關於自身在理論方面和發展歷程方面，對於已有遺產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整理，因而在學術上自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裡，我想談幾點膚淺的認識。

  第一，關於學科建設。記得我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讀大學本科歷史系，學習中國古代史時，有《中國古代史參考資料》（1～8冊）作為參考，授課教師有時就直接引用，以期說明某一歷史問題。學習中國近代史，也有《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上下冊）作為參考。同學們有了這樣的參考資料，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就來得具體一些、深刻一些。近年來好像大家都不太關注參考資料的重要性了。其實，在學科建設中，指導思想是重要的，學科理論是重要的，而本學科的文獻資料的整理、編纂、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史學理論及史學史」這一歷史學的第一個二級學科，是新時期伊始設立的學科，故學科建設面臨許多新問題，可以說任重道遠。

  我們知道，不論是研究歷史還是研究史學史，都離不開歷史文獻，而研究史學史在這方面顯得更突出一些。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關於史學史研究的大討論，老一輩的學者提出了一些關於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見解。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的一些中國史學史專書，間或也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其中有些見解，對學科建設具有指導的意義。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作為《史學史研究》學術季刊的主編，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的封面上，明確地標明它是「關於歷史理論、歷史教育、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的專門刊物」。這很突出地反映了歷史文獻對於史學史學科及其學科建設的重要地位。正如他在《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二》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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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是指導我們研究歷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並且也不可能真正解決歷史上的具體問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問題要在理論的指導下，詳細地占有材料，從而引出新的結論。我們研究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正為的是要詳細地占有材料。我們研究歷史，必須按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跟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立起來，那是很不合適的。我們老一輩的歷史家，掌握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對歷史文獻學有一定的修養。但是，如果他不懂馬克思主義，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過來說，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簡單地理解，而不下功夫去掌握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歷史文獻學工作，建立起來科學的歷史文獻學，這是我們歷史工作者應該擔負的任務。[25]

  這裡說的理論指導和文獻資料的關係，是史學工作者都應當遵循的原則。中國史學史研究同樣「要在理論的指導下，詳細地占有材料，從而引出新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編纂和出版，是為史學史研究者做了一件文獻資料積累的工作，也是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建設做了一件基礎性的工作。本著這樣的認識，我們自始至終都把編纂《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工作，既看作是國家一項重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視；同時，我們也把它看作是「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建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其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第二，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這是學術前輩們提出的中國史學發展方向，他們並為此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改革開放時期，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先後提出這一帶有方向性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從自身治學的經歷和治學的特點提出這一共同認識的。

  以治中國社會史、思想史著稱的侯外廬，他治學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這是他在《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里所表明的。他這樣寫道：

  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歷史寶庫。我曾試圖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看作是恩格斯關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問題的理論在中國引申和發展。而這項工作不是我個人所能做到的，但卻心嚮往之。

  「五四」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盲目仿效外國的形式主義學風，企圖按照西方歷史模式來改鑄中國歷史，搞所謂「全盤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泥坑。我對這種學風深不以為然，在40年代我就說過：我們中國學人應當學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學會使用新的方法來掘發自己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對於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路徑和古代思想發展的特徵的論述，對於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優良傳統的掘發，都是我在探索歷史科學民族化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嘗試。因了個人能力和水平所限，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也存在著缺點。[26]

  一位享有盛譽的學界前輩，在他晚年的時候，回顧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做出這樣的總結，自有其震撼人心、啟迪心智的力量。侯外廬不論是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還是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即一般的理論結合中國的歷史實際，結合中國的歷史文獻，來揭示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路徑。同時，讀了侯外廬所寫的這段話，使人不禁想起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里，表示要把此書作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續篇」看待。這一比喻或許並不十分恰當，但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旨趣和追求，是非常明確的。由此可見，郭、侯兩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前輩在思想上的相通，是多麼的密切。

  這裡還要說到尹達從考古學和史學史的研究出發，也講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民族特點的問題。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這樣說過：「今天，在我們祖國歷史文獻和出土材料日益豐富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義不容辭地寫出高水平的中國《原始社會論》《奴隸社會論》《封建社會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以充實和豐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學說。」[27]前文所引用的他關於「應該寫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新史學》和《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的史學理論論著」，實質也是希望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結合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寫出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著作，這也正是尹達「心嚮往之」的事業。

  1983年，白壽彝在一所大學發表了題為《關於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就歷史資料的二重性問題、史學遺產的主要內容及其繼承問題、借鑑外國史學的問題、歷史教育的重大意義問題、歷史理論同社會現實的關係問題以及史學隊伍的「智力結構」問題等，做了分析和闡述[28]，其主旨也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同中國史學相結合，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方向，又彰顯中國史學的特點。

  不論是促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還是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是同一個含義。這一含義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標籤」，而是研究問題、研究歷史的指南；一是表明中國史學不是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註腳，而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寶貴資料。所謂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這一指南和資料的有機結合，使它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自身的特點。這樣的史學，不僅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而且還應當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之下的史學領域占有重要的位置，顯示出自身的風格和氣派。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歷史相結合的產物，是和20世紀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對此，人們都有明確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在講到關於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時，尹達先生和白壽彝先生都強調史學傳統和史學遺產問題。依我的理解，這是表明要把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和優秀史學遺產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重要資源。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史學傳統和史學遺產在繼承和創新中的作用。人們只有重視這種作用，才能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以史學理論為例，早在孔子時代就提出了「良史」的標準；至晚在戰國時期史學上就產生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29]的原則；兩漢之際，史學家和思想家就把「善序事理」[30]作為史學批評的標準之一；8世紀初，更有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問世，等等。這些傳統和遺產在當今的史學發展中，還有許多可以借鑑的地方。例如，近年來史學界受西方學人的影響，研究「敘事學」或歷史敘事者蜂起。而這種研究，如果不是在細察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的基礎上，如果對文與直、文與質的關係、文與義的關係、事與核的關係、事與約的關係、繁與簡的關係、晦與明的關係等，沒有比較全面的和深入的認識，只是在「理論」上去呼應外國學者的觀點和說法，是不可能彰顯出中國史學在敘事傳統和敘事理論的固有特色的。如果不區別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而泛泛地討論「敘事學」，那就脫離中國史學傳統更遠了，從而也就失去了和外國學人平等對話的基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在分類匯集相關文獻方面，對史學界同行在思考與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事業中，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文獻資料方面的參考。

  第三，關於鍛鍊和培養人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在編纂的全過程中，先後有一些本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參與工作，這對鍛鍊與培養青年史學工作者有多方面的益處。一是有益於培養他們在對待文獻資料上的嚴謹的學風；二是有益於提高他們把握有關文獻資料精髓的能力，儘可能準確地從文獻資料中提煉出確切的主題；三是有益於陶冶他們在學術群體活動中的和諧協作的精神，凡參與這一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大多反映稱，他們在科研能力和學術底蘊上有所提高、有所豐富。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對於《中華大典》這一浩大學術工程來說，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編纂對於我們這些專業工作者來說，是執行國家使命的一個部分，也是我們執行學術前輩遺言的一個方面。儘管我們盡心盡力地來從事這一工作，並得到了史學界的一些師友的幫助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些資深編輯的支持，但限於我們自身的學術水平和某些客觀條件，其中不足之處以至缺點、錯誤，在所難免，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諒解和指正。

  [1]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頁。

  [2]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頁。

  [3]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4頁。

  [4]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頁。

  [5]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7頁。

  [6]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頁。

  [7] 這五篇文章是《談史學遺產答客問》《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二》《談史書的編撰——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三》《談歷史文學——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四》《再談歷史文獻學》，分別見《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及1982年第3期。以上，並見《史學遺產六講》。

  [8] 參見瞿林東：《新發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30年來的中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見張海鵬主編《中國歷史學30年（1978—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87～299頁。

  [9] 參見瞿林東：《歷史地看待歷史》，載《人民日報》1987年8月24日。

  [10]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7頁。

  [11] 參見陳啟能：《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載《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瞿林東：《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

  [12] 龔書鐸、瞿林東主編：《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頁。

  [1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1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54～2555頁。

  [15] 龔書鐸、瞿林東主編：《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頁。

  [16] 參見《國語》卷十七《楚語上》，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頁。

  [17]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18] 《左傳·成公十四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70頁。

  [19] 鄭樵：《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20]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通古今」，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694頁。

  [21]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54頁。

  [22] 龔書鐸、瞿林東主編：《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頁。

  [23] 楊翼驤所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第1冊（1987年）、第2冊（1994年）、第3冊（1996年），均系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24] 有些年代失載的人、事、著作，可以採用考證的方法加以確認，但本書的體例亦限制這種做法。

  [25] 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56頁。

  [26]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9頁。

  [27] 尹達：《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頁。

  [28] 參見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頁。

  [29] 《春秋穀梁傳》卷三，《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4頁。以下引「十三經」未註明其他版本者，均據此。

  [30]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