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燕卜蓀的復義理論

  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年）是英國詩人、批評家，瑞恰茲的得意門生，就學於英國劍橋大學，1931—1934年在日本東京任教，1937—1939年任中國燕京大學及西南聯大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英國廣播公司中國部編輯，1947—1952年重返燕京大學任教授，1952年返回英國桑菲爾德大學任教授。主要文藝理論著作有：《復義七型》（1930年）、《牧歌的幾種變體》（1935年）、《複雜詞的結構》（1951年）等。對新批評派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是他的成名作《復義七型》一書。

  一 復義的基本類型

  1930年，燕卜蓀才二十四歲，在劍橋大學從讀數學改讀文學。在他的老師瑞恰茲給他批改的一份作業中受到啟發，於是寫出了《復義七型》一書。在該書中，他列舉了二百多首古典詩歌或散文的豐富實例，來證明意義複雜多變的語言是詩歌強有力的表現手段。該書一問世，即在西方文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使人們對文學語言的研究獲得了一個新的認識。燕卜蓀自己也頗為得意，聲稱自己對詩歌語言的本質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看法。

  燕卜蓀指出：「復義」（ambiguity）在日常言語中也存在，但尤其對於詩歌表現具有重要意義。在該書初版時，他對「復義」下了一個不很嚴格的定義：「能在一個直接陳述上添加細膩意義的語言的任何微小效果。」[1]後來在1947年再版時，他對該定義加以修改，成為：「任何語義上的差別，不論如何細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2]他經過細緻歸納，把文學中的復義分為七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一物與另一物相似，實際上這兩種事物有多方面的性質均相似。燕卜蓀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第七十三首中的詩句「荒廢的唱詩壇，再不聞百鳥歌唱」為例加以說明，指出唱詩壇與鳥兒在其中歌唱的樹林有七個方面的相似。這說明復義的機制存在於詩的根基之中。

  

  第二種類型：上下文引起多種意義並存，包括詞語的本義和語法結構不嚴密引起的多義。這實際上是語法性復義，某種語言的語法關係越鬆弛，則它的語法復義現象存在就越多。例如漢語的語法關係遠比英語鬆弛，所以中國古典詩歌中語法復義現象比比皆是。

  第三種類型：同一詞具有兩個似乎並不相關的意義。雙關語就是該類型的典型。

  第四種類型：一個陳述語的兩個或更多的不同意義合起來反映作者複雜的心理狀態。

  第五種類型：一種修辭手段介於兩種所要表達的思想之間。如雪萊的詩句：「大地就像蛇一樣，更新敝舊的喪服。」燕卜蓀指出，「喪服」（weeds）一詞作為比喻，既指野草，又指蛇的蛻皮，它處在大地更新草木與蛇蛻皮兩層意思之間，於是就出現了復義。

  第六種類型：累贅而矛盾的表述迫使讀者自己去尋找解釋，而這多種解釋也互相衝突。燕卜蓀舉了英國作家麥克斯·比爾篷的小說《蘇列卡·多伯森》對蘇列卡外貌的描繪為例，指出讀者對於這種描繪不知應當著迷還是害怕。

  第七種類型：一個詞的兩種意義正是上下文所限定的恰好相反的意義。燕卜蓀認為這是復義性最強的情況。如在德萊頓的詩中，戰鬥的狂熱與對死的恐懼包含在同一句子中便是一例。

  燕卜蓀對復義現象所歸納的七種類型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問題，有些類型相互重疊，有的類型的規定不夠嚴謹，總體上說，使人感覺這種劃分漏洞頗多。然而，對文學語言中的復義現象進行如此細緻的分析歸納，為被傳統的文學批評認為是一種弊病的復義現象正名，充分肯定它的審美價值，這正是燕卜蓀的一大功績。

  二 復義的性質和作用

  新批評派理論家們非常重視文學語言，他們一般都用語義分析方法研究文學語言的特徵，在這方面燕卜蓀尤為突出。他對復義現象的研究就是用語義分析方法揭示文學語言的一個基本特徵：多義性。

  燕卜蓀認為，復義的性質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它表明一個詞可以具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有幾種意義相互關聯，有幾種意義之間相輔相成，也有幾種意義結合起來使該詞表達出一種關係或者一個過程。這就是說，一個詞是多義的，這多重意義之間的關係則是多種多樣的。其次，復義還包含了這樣一種理解，即所有的詞語都是一個多重意義的整體。燕卜蓀對於復義的這種理解揭示了文學語言內涵的豐富性，對於「一詞一義」的機械的理解不啻是一個有力的批判。同時他還指出了語詞意義是一個可以不斷發展下去的系列，這無疑是正確的，只是他沒有對這一點充分展開論述。如果與語境理論相結合，那麼他的觀點在理論上就雄辯得多了。

  那麼復義在文學作品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燕卜蓀認為復義是增強作品表現力的基本手段。復義的運用可以使作品的內容更為豐富，產生更強烈的效果。因此復義的作用構成了詩歌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復義本身既可以意味著作者的意思不肯定，又可以意味著有意說出好幾種意義；既可以意味著指的是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又可以意味著一項陳述同時具有的多種意義。顯而易見，復義因此能使作品的表現力達到相當豐富的程度，它可以使語言活動方式中潛在的意義得到充分的表達，從而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因為在燕卜蓀看來，語詞的潛在意義往往要比可能寫出的要豐富得多、重要得多。

  燕卜蓀的復義理論受到了其他新批評派理論家們的一致讚揚。蘭色姆說：「沒有一個批評家讀了此書（按：《復義七型》）還能依然故我。」[3]布魯克斯則把他的反諷理論直接與復義理論相聯繫，把反諷稱為「功能性復義」，試圖進一步推進復義理論。總之，復義現象的廣泛存在，對於詩歌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成為人們普遍的認識。燕卜蓀在西方文學史上第一次系統地研究復義問題，並取得了重要成果，這是他本人、也是新批評派的一個重要貢獻。當然，他的復義理論也並非無懈可擊。首先，他對於復義現象所作的分類並不嚴格；其次，他對新批評派的語境理論未能深入了解，從而不能有效地藉助語境理論來解釋復義現象；再次，他對復義的作用顯得信心不足，在《復義七型》一書中多次聲稱復義對批評家很有用，卻會使詩人陷入困境。

  燕卜蓀對新批評派的最大貢獻在於復義理論，同時他對於新批評派其他的觀點也有論述。例如，他認為形式因素可以轉化為內容因素。錫德尼曾寫過一首六行體詩，每節行尾詞都是重複的，燕卜蓀指出，這行尾重複的詞就是全詩不斷強調的主旨，這樣詩的形式因素就轉化為內容因素了。[4]又如新批評派反對把讀者的感受作為批評的依據，於是瑞恰茲提出一個「理想讀者」作為客觀主義批評的前提，而燕卜蓀則提出有點類似的「合適讀者」的概念。不過，燕卜蓀在1935年出版的《牧歌的幾種變體》中就開始偏離了新批評派的文本中心論形式主義。

  [1] 燕卜蓀：《復義七型》，4頁，倫敦，1930。

  [2] 同上書，4頁。

  [3] 蘭色姆：《繞過叢林：1941-1970年論文選》，182頁。

  [4] 燕卜蓀：《復義七型》，243頁。